意念通达:谈中国君权的变迁之隋朝和唐朝

  隋朝时期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即为隋文帝。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开创性的皇帝,在很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所创的开皇之治的繁荣和富庶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举个例子,开皇初隋朝有编户360余万,平陈得50万,后增至870万,几乎可以和唐朝的开元盛世的户数相比了。

  在政治上,杨坚重新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数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割据状态。他还结束了西魏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将被改成鲜卑姓的汉人大臣以及府兵将领(以及其所辖府兵)恢复汉姓。

  在行政区划上,杨坚尽罢诸郡,实行州县二级制,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并大大减少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开支。

  在中央官制上,杨坚建立了五省六部制,是唐朝三省六部制的雏形。五省包括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掌管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二者在国家政务管理中作用较小。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

  尚书省又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

  在选官制度上,杨坚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恢复了两汉的察举制。选官不问门第,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和明经科的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

  在吏治上,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

  在法律上,杨坚下令制定了《开皇律》,宽简刑法,“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同时“以轻代重,化死为生”。还制定了死刑复奏制度,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在军事上,杨坚改进和完善了府兵制。府兵制初设时,兵民分治,府兵单列户籍。杨坚令府兵在州县落籍,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从而实现兵农合一。

  杨坚采用“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通过挑拨分化和军事打击将突厥部落分为两部。在隋朝的帮助和庇护下,启民成为东突厥可汗,并称臣内附,尊隋文帝为“圣人可汗”。这样隋文帝作为中国的天子,既以皇帝的身份统治中原,同时以最高的可汗身份统治草原各部落。

  在经济上,杨坚全面推行了均田制,并整顿户籍。针对豪强荫蔽大量隐户和农民为了减轻税负而提供不实户籍信息的现象,实行“大索貌阅”,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查明没有户籍的隐户和漏丁,使编户大增。同时制定了“输籍定样”政策,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出查,百姓每500户或300户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上下,确定当年的应征差役与应纳税额(低于隐户需要向所依附的豪强承担和缴纳的数额),写成定簿,并公之于众。“输籍定样”一方面从法律上杜绝了地方官吏的营私舞弊现象,使输籍总额及每户所需承担的数额公开化,另一方面“输籍定样”是“轻税之法”,农民作为政府的均田户较作为“豪室”的隐户,税赋负担要有所减轻。

  杨坚还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役减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等。还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并且多次减税。因为关中粮食短缺,需依赖关东漕运供应,故杨坚于洛州等地设立常平仓等官仓,贮存关东运来粮食,建广通渠,便利关中漕运。又于民间设义仓,人民捐纳粮食以防凶年。

  在文化上,583年杨坚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从而汇集收藏了大量书籍。隋朝时国家的藏书量为中国历代之最,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他推崇儒学,登基后下诏说:“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北史说“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开皇之治的繁荣和富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朝京城及各地的粮仓,大的可储粮千万石,小的也可储粮几百万石,都储满了谷物。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国库中,储存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杨坚临终时,天下仓库的积储可供全国五六十年正常使用。

  杨坚在执政的前中期,推崇儒学,广建学校,崇尚节俭,施行仁政,但晚年公开崇佛反儒,排斥儒学,以佛教为国教。同时严刑峻法,滥杀大臣,用法“不复依准科律”,颁布诸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之类的苛刻刑法。

  604年杨广继位,改元大业,是为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大力事功,修建大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对后世颇有影响。但他频繁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之滥用民力,致使天下大乱,民变蜂起,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在隋炀帝执政前期,隋朝国力还是蒸蒸日上的,但是到了执政后期,隋朝国势就急转直下。《隋书》也把大业前七年和后七年分开来写,以示区别。

  在选官制度上,大业二年(506年),在明经和秀才科之外,杨广增设进士科,并增加了录取人数。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政论文章),明经试经术。大业三年(507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至此,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大业五年(509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因为根据隋朝的选官制度,候选者仍然需要五品以上官员推荐,才能参与考试,并未规定平民可以“投牒自试”,所以有学者认为隋朝的选官制度仍然是两汉的察举制,而非科举制度。

  在法律上,杨广修改了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减轻刑罚,制定并颁布了《大业律》。

  隋朝灭亡的原因还是隋炀帝滥用民力,导致天下大乱,民变蜂起,给世族以夺取天下的可乘之机。这里的世族是指如李渊等人的八柱国之类的文武世家。

  尽管隋文帝给后代留下了相对丰厚的政治资本,但是沉淀的时间并不长,天下臣民还没有形成对隋朝君主的忠诚,而隋炀帝滥用军力和民力,从而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矣。

  简单介绍一下隋朝在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成就。

  在科技上,李春设计和主持建造赵州桥;裴矩著《西域图记》;刘焯制定《皇极历》;出现世界最早的整体雕版印刷,并造出各种彩色纸张;大兴城的修建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的高超水平;巢元方等著《诸病源侯论》(中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
 
  在文化上,王通是隋朝大儒、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探究“天人之事”,倡导实行“仁政”,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陆法言著《切韵》(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杨广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饮马长城窟行》、《春江花月夜》等。

  唐朝时期

  唐朝发生的事情很多,笔者只选择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事情进行简单介绍和说明。

  唐朝最著名的君主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了。前者有贞观之治,后者有开元盛世。

  李世民在位期间,对内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与民休息,整饬吏治,改进三省六部制,复兴文教,开创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平定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

  李世民对胡汉百姓一视同仁。他表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李世民获得了胡人首领和百姓的真心认同,被尊称为天可汗,也就是最高的可汗。这样李世民作为中国的天子,以皇帝的身份统治中原大地,以最高的可汗的身份统治草原各部落。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勤于政事,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整饬吏治,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在位后期逐渐怠慢朝政,沉溺享乐,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政治腐败,在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安史之乱。

  李隆基因对外拓边、守边的需要,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军镇,包括北方的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一镇常包含数州,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此外,唐初全国府兵68万,京师附近便有26万。而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军队57万,边地竟有49万,中央兵力不到8万。《资治通鉴》记载,“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

  唐朝中央政府在选任节度使时,初时派朝中大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先天、开元年间,大臣中如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人,都是从节度使而升为宰相的。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汉人文官不擅长军事,建议用胡人武将担任节度使。在李林甫看来,胡人武将相对汉人大臣来说,文化水平有所不足,回到朝廷担任宰相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即便担任宰相也不太可能挑战李林甫的权位,而汉人大臣因为少了节度使这段资历,挑战李林甫权位的可能性也会减少很多。

  而安禄山就是李隆基最信任的胡人武将,他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在诸镇之中为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而安禄山14年没有迁动,对部下的统御力是相当强大的。

  755年,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很快就攻占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

  安禄山为什么要发动叛乱?可能有如下原因:

  a. 安禄山已经获得作为武人可以得到的一切,只有皇帝没有做过了。
  b. 安禄山对唐朝政权和君主的忠诚非常有限,看到唐朝政事混乱,自己又手握可以倾覆天下的强兵,自然就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了。

  安史之乱并非胡汉之间的战争,而是唐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叛乱势力之间的战争,也可以大致理解为武人之乱。实际上,在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和称帝的过程中,主要的参与者,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是汉人占绝大多数,手下的士兵也是汉人居多。照理说唐朝有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治国的水平是相当高的,也应该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怎么会有这么多汉人跟从安禄山造反呢?可能有如下原因:

  a. 安禄山担任三镇节度使,14年没有迁移,他对部下的统御力是相当强大的。由于府兵制的败坏,唐朝逐渐采用募兵制。因为中央政府并不是十分清楚各镇的兵员需求,所以常常由各节度使自行募兵。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逐渐变成了募兵。

  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包括失地农民、无业流浪者、亡命无赖等。这些士兵一般都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世代以军旅为家。因为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死、赏罚、升降等权利,士兵们对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极强,“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由此,藩镇节度使们逐渐培养起只忠诚于自己的部队。

  b. 可能有些部下刚开始时真的以为安禄山发兵是为了奉密诏讨伐奸相杨国忠,但是既然上了造反的贼船,就下不来了。

  c. 唐朝重用武人,武人崇尚武力,也许他们对唐朝政权和君主的忠诚没有想象那么多。

  756年,唐军在潼关溃败,安禄山攻入长安。唐玄宗匆忙南逃,走到马嵬驿,随行的将士在愤怒中杀死了杨国忠,然后因为担心杨贵妃的报复,或者杨家因杨贵妃而复起后的报复,逼迫唐玄宗绞死杨贵妃,才肯继续起行,南下至四川。

  安史之乱后,除河朔三镇出现藩镇割据外,其他藩镇并未割据,仍然服从中央命令,并向中央缴纳赋税。割据的河朔三镇自己署置将吏官员,不向中央上缴赋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这三镇节度使的继任不再由朝廷委派,而是自传子侄,或由部下悍将夺位。

  874年,关东大旱,各处庄稼歉收甚至绝收,但唐朝政府仍然“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各州县又不上报灾情,致使“百姓流殍,无处控诉”。875年,私盐贩子王仙芝等人借机发动叛乱,攻略州县,劫掠百姓,并裹挟百姓为兵,以壮声势。同年,黄巢与兄侄八人响应王仙芝,参与叛乱。王仙芝和黄巢在军事上采取避实击虚的流动战术,四处流窜,大肆烧杀抢掠,给唐朝政权的统治以很大的打击。

  王仙芝和黄巢既没有建立新朝的计划,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他们以“横行天下”为目的,其裹挟百姓为兵,驱赶百姓劫掠四方的行为也实在不象能成事的君主,所以始终得不到天下士人和百姓的认同。那么对他们来说,接受朝廷的招安就成为唯一的出路。但因为黄巢始终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封赏,且降而复叛,导致招安多次失败。884年,黄巢叛乱被最终平定。

  黄巢为什么造反?他作为私盐贩子,干的就是违反唐朝法令的勾当,自然对唐朝政府积累了很多怨恨。或许他曾经遭受过唐朝国家机器的暴力,或许他很羡慕唐朝国家机器的暴力,当乱世一来,他就想成为为所欲为的施暴者,这就是所谓“横行天下”。

  黄巢生性残暴,嗜好滥杀无辜,在其流窜的过程中疯狂地屠戮百姓,只有破坏,毫无建设。他不仅是唐朝政府的敌人,也是唐朝百姓的敌人,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黄巢叛乱彻底摧毁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从此在朝廷之外,藩镇开始割据,而在朝廷之内,宦官专权,而且由于宦官掌握禁军兵权,直接掌握了皇帝的废立之权。23年后朱温篡唐,唐朝灭亡。

  在唐朝,佛教和道教一度十分兴盛,而儒学的发展较为有限。但唐朝仍然是儒家社会,因为:

  a. 唐朝君主及政权的合法性说明仍然是由儒家提供的,即所谓君权天授。
  b. 唐朝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采用儒家经典作为官方参考书,因此唐朝士大夫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儒家。

  在儒家学术思想上,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道统论。他表示,儒家的道的传授系统从尧、舜、禹、到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而他继承的是儒学的正宗。

  韩愈为什么提出儒家的道统论?可能有如下原因:

  a. 唐朝主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包括儒释道三家。其中佛家和道家都有清晰的传承系统,而儒家的传承体系并不明确。因此韩愈提出了儒家的传承系统,即道统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教义的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过程,而且是相互激发和发展的过程。儒释道三家合一是个动态的过程,自西晋时开始,到宋朝朱熹时的程朱理学基本完成。

  b. 韩愈提出的道统体系起始于上古圣王(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然后沿着儒家圣人(孔子、孟子)的路线传承下来,儒家的道统就隐含着和君主的治统相抗衡的意味。实际上,后世的儒家学者也继承和发展了道统论。在发展相对成熟的儒家社会里,君主拥有治统,就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同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而儒家士大夫拥有道统,就是话语权,也就是儒家行为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最终评价权。君主的治统和儒家士大夫的道统相互制约,这就是相对成熟的儒家社会。

  当然在君主重用武人、可以直接指挥军队的时代,儒家也罢,儒家的道统也罢,对君主的实际制约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武器的批判永远胜过批判的武器,任何人,不论是君主、权臣、军阀还是造反者,只要掌握武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但当君主无法相信武人对政权的忠诚,开始重用文人之后,儒家士大夫的道统确实能够制约、制衡甚至压倒君主的治统,从而最终带来明末学术思想的革命和新的生产关系与新的社会形态产生的契机。

  在儒家社会的制度建设上,唐朝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三个基本特征:

  a. 容许士子投牒自试,不需要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是科举制区别于两汉察举制的特征。
  b. 一切以考试定去留,不问门第,这是科举制区别于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区别。
  c. 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

  科举制度让平民中的读书人拥有了制度化的上升途径,彻底打破了因血缘世袭或世族门第而垄断权位的状况,也打破了由此造成的社会阶层固化状况。而采用科举制度的儒家社会,就成为同时期世界上社会阶层流动性最强、阶层固化状况最不严重的社会。

  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科目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科目称制科。

  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较难,后者较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许多宰相就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试策就是策问,即议论,也就是根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策问常常涉及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领域。所谓经义,就是围绕儒家义理而展开的讨论。为了方便判卷,避免考官个人见解和好恶对考试结果的影响,儒家义理以官方参考书所载为标准答案。所谓帖经,就是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而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

  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先到节度使那里去当幕僚,再得到正式的官职。

  唐朝还创立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唐朝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宗教方面的成就。

  在政治上,有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和大中之治。在中央官制上,采用三省六部制。在选官制度上,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科举制度。

  在税制上,唐初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后改为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地税和户税为主,简化、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其中地税按垦田面积和田地质量征收米粟,户税按贫富等级交纳钱币。

  在法律上,唐朝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典;令是指国家对各项制度所做出具体规定(如《户令》);格是对律令式做出补充修改与对禁令的汇编;式则是各项行政法规(如《水部式》)。《唐律》是根据隋朝《开皇律》经过《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三朝修正而来。自唐高祖时代开始制订,在唐太宗时才宣告完成。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对唐律进行了全面解释,写成《律疏》,与《唐律》合称为《唐律疏议》。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

  在军事上,初期采用府兵制,后改用募兵制。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时攻灭东西突厥、薛延陀、高昌、高句丽、百济等国收其地为州县,并在白村江战役打败日本援军,又借羁縻制度征调突厥、回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契丹等族裔为唐朝征战。

  在经济上,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等,实际上是以金属货币和实物货币兼而行之的货币制度。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

  在科技上,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著《千金方》;《金刚经》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出现曲辕犁、灌溉工具水车、筒车;发明火药。

  在文化上,唐诗是唐朝最伟大的文学成就。代表性诗人包括初唐时期的陈子昂和“初唐四杰”,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等。绘画、壁画、雕塑、书法艺术都有很大发展。

  在宗教上,在唐朝前期,道教和佛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以道教为国教,王公贵族皆以道士为荣,并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开科取士。唐朝初年高僧玄奘在翻译佛经时为了符合当时唐朝国情,大量吸收道教术语。佛经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得到了稳固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

  最后对唐朝的评价是,伟大的朝代,文明的朝代,瑰丽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