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彻底否定传统摧毁了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

  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从遥远的古代直到明朝末年的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中国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什么是天朝上国?天朝上国就是领先文明。什么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是指从士到民的所有人,待人接物时都彬彬有礼,或者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以一种尊重他人的方式相互对待。

  什么是认同?认同是指因为某种联系而产生的亲近感。比如对文明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家庭的认同,对文化的认同等。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一群人过去的所有经历。

  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一群人相对稳定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这群人过去所有的经历、经验和体验的结晶。

  在近300-400年,中国经历了两个历史的断层。一个是清代明,清朝的官僚社会取代了明朝的儒家社会,满清的统治者致力于打造一个静止的社会,中国文明和文化走向衰落。第二个是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让中国从此进入精神的乱世。智者们以满清代中国,以满清代儒家,认为满清社会是中国儒家社会的典型代表和完美形式。他们由此认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中国从古到今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为了向西方学习,必须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智者们认为中国有2000多年黑暗的历史,是人们坐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历史。智者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是造就这黑暗历史的原因。于是乎,智者们竭尽全力地批判中国所有的历史和传统,批判中国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包括传统价值观、传统道德观、传统历史观、传统人生观等等。

  智者们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侯将相和士大夫阶层,无论是贤良还是奸佞都打倒在地。他们声称人民群众是伟大的、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但是既然中国的历史是2000多年黑暗的历史,是坐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历史,于是人民群众就是成为黑暗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中永远的奴隶。

  智者们尽情地批判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尽情歌颂他们所看到的和想象到的西方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只要每个中国人能够在大脑中删除和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有关的一切东西,就能顺理成章、轻而易举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传统,从而成为和西方人更相似的中国人。

  简而言之,智者们通过长篇累牍的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诋毁,打造了黑暗的、让中国人纠结、郁闷甚至感到羞耻的历史观。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在真实的历史上,中国是公认的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天朝上国就是领先文明,礼仪之邦就是领先文明的外在表现。在国内,无论是汉族,还是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族裔,对于作为领先文明的中国都是自豪而认同的。在国外,不论是中国的藩属国的君民,还是来自遥远的国度的访客,就连来自欧洲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繁荣和高度文明都是非常钦佩的。

  为什么说中国是领先文明呢?我们可以从文明的概念角度分析一下。

  文明从广义上来说,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文明包含三个要素,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三个要素中,人是主体,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组织方式。其中生产力是推动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也决定人的身心的发展程度,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人类的整体的文明中包含多个人群。在这些人群中,那些具有最先进生产力水平,最先进生产关系,并让人们在身心上有最多选择和发展空间的人群及其活动就构成了领先文明。换句话说,领先文明在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水平、人的身心发展水平上居于领先地位。

  因为科学技术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而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所以科学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水平。

  因为政治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突破是生产关系发展和革新的催化剂,因此政治学术思想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

  我们可以粗略地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来指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用政治学术思想的发展水平来指代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从这个角度来看,领先文明就是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政治学术思想水平的人群。文明的领先不是一种静态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状态,只有不断创新才可能持续领先。也就是说,领先文明就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技术和新思想的系统。

  技术方面的成就

  那么作为领先文明的中国,就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技术和新思想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遥远的古代开始,直到明朝末年,每朝每代,中国都不断有着新的技术产生。许多文明级别的创造,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生产力水平的突破性发展。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伟大成就还有很多,笔者不在这里罗列,大家可以阅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使是在欧洲刚刚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即将开始科学技术的爆发式发展之时的明朝末年,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仍然和西方并驾齐驱。

  思想方面的成就

  而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不仅在每个朝代作为主要的治国理论为中国的天朝上国的繁荣做出贡献,而且在明朝末年就要迎来革命性的突破。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谈到,“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就是说,我出来从政,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君主。“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就是说,君主与官员都是为了管理天下而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儒家在为进一步削弱君权做思想准备。黄宗羲还说,明朝的科举制度过于注重进士科,官如流水,而吏为世袭,官员常常受到吏员的欺瞒。黄宗羲提出,用秀才担任吏员,同时打开吏员的上升通道。这就是把科举制度发展成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理论发展。

  开放和谦逊的态度

  中国文明不仅是领先的文明,而且是开放的文明,这一点在明朝晚期儒家士大夫首先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时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全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儒家士大夫出于学者的天然好奇心和谦逊态度,提出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雄心勃勃地表示“欲求超胜,并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在儒家士大夫看来,作为学者,遇到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体系,当然要全面学习。而学习的目的是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学者,成为超越他人的学者。

  在儒家士大夫看来,西方技术固然有其价值,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西方科学则带来了认识世界的不同于儒释道的体系,这点对儒家士大夫极其有吸引力。尽管西方科学,或者确切地说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中国传统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明显不同,但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逻辑在儒家士大夫看来非常熟悉。

  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逻辑是,先认识自然的规律,然后把自然的规律应用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这不就是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天道指引人道,人道顺应天道吗?

  儒家和诸子百家学的基本逻辑是,天道指引人道,人道顺应天道。其中天道就是宇宙的规则,人道就是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儒家认为,天道指引人道,就是宇宙的规则指引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人道顺应天道,就是人类社会的规则要和宇宙的规则相协调。

  在这里,儒家所说的天道就是宇宙的规则,也就是西方自然科学所说的自然的规律。儒家所说的人道就是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也就是对西方自然科学所说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另外一种表述罢了。而西方自然科学不就是把自然的规律应用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要遵循自然的规律吗?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天道指引人道,人道顺应天道”吗?

  简单说,儒家及诸子百家在论述天道和人道关系时采用的逻辑,和西方自然科学在应用自然规律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

  在儒家士大夫看来,西方技术是有用就要学,但西方的自然科学作为新的“诸子百家”之一,作为认识天道或者说宇宙的规则的新方法,当然是儒家及诸子百家的传承者所必须学习的,是儒家的本职工作了。

  尽管当儒家社会随着明朝灭亡后,所有这一切,不论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会通和超胜,还是儒家思想的突破性发展都戛然而止。但我们的祖先所做到的这一切,不仅让我们感到骄傲而自豪,而且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感到骄傲和自豪。明朝晚期儒家士大夫在面对西方科学技术体系时的开放的心态和谦逊的态度,和对儒家思想的突破性发展,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永久的财富,也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为天朝上国和领先文明的辉煌。而领先文明带给这个文明中每个人更充分的身心发展的机会,你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更多的职业选择,更多的娱乐选择。当时的人们认同和羡慕中国的生活方式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就好象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羡慕西方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羡慕美国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一样。古代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认同中国并认同中国的生活方式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在中国作为领先文明的时期,在古代中国的统治疆域内,汉人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少数族裔,特别是习惯世俗生活的少数族裔,也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那么在中国作为领先文明的时期,中国的藩属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中华属国体系,也称为朝贡体系。历史上的中华属国体系是衍生于中国的天下-蛮夷观的。在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国天子所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地区就是文明世界,在文明世界的四周就是蛮夷或者说野蛮世界。如果中国周边的某个国家得到中国的认可,成为中国的属国,就表明这个国家脱离了野蛮,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

  这种观点看上去非常类似美国的文明-野蛮观。在最近300-400年,西方文明是世界唯一的领先文明。在现代,美国是领先文明中的领先国家,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也是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在美国看来,只有得到西方世界老大美国的认可,才能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进而才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获得充分进入国际社会的机会,才能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如果某个国家得不到美国的认可,那么在国际社会上的活动余地就小很多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非常有趣的对比,首先是古代中国的天下-蛮夷观和现代美国的文明-野蛮观的对比。其次,在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文明世界)的核心就是中华属国体系,而在现代美国的文明世界的核心就是美国-盟国体系,于是我们有了中华-属国体系和美国-盟国体系的对比。

  当然在这里只是讨论形式上的相似,而非本质上的相同。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天下-蛮夷观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话,毕竟中国确实是东亚大陆上无可置疑的领先文明。但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就要复杂多了,先有美苏争霸,后有美国独霸,然后是美国力量的衰退,现在有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在这里,我们谈美国的文明-野蛮观只是用来帮助理解古代中国的天下-蛮夷观。此外,我们也可以用现代美国的美国-盟国体系来帮助理解古代中国的中华属国体系,这二者就更相似了。

  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成为古代中国的藩属国就是脱离蛮夷世界,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而从实践角度上来说,中华属国体系的形成是从政治认同到文明认同的过程。

  当某个国家派遣使节,通过朝贡拜见中国的皇帝,就在形式上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这就相当于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然后大家就可以从事各种政治、经济的交流活动了。对于某些远在天边的国家来说,朝贡的目的可能主要是经济上的,在朝贡后就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了。而对于中国的皇帝和官员来说,既然这些国家可以凑个人头,增添几分盛世气象,那么对于这些国家是否真诚就不会太追究了。但对于中国周边的国家,这种朝贡关系就是非常严肃的政治关系了。当这些国家成为中国的属国后,这些国家的君主就成为中国皇帝的臣子,他们发誓效忠于中国的皇帝,而中国的皇帝则给与这些君主以册封,同时在这些君主被非法推翻时,有保护并恢复这些君主的权位的义务。

  尽管在历史上,中国的皇帝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派遣军队帮助藩属国被非法推翻的君主恢复王位,毕竟很多国家路途遥远、地理环境恶劣。但当某个国家把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变成一种传统之后,中国皇帝的册封就成为藩属国君主的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如果藩属国君主被非法推翻,除了君主或者其子嗣可以直接到中国拜见中国皇帝要求干预外,非法君主很难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这样非法君主在合法性上就存在重大缺陷。非法君主,一方面面临中国这个身边的庞然大物应合法君主及其子嗣的要求所可能出现的军事干预,另一方面因为缺乏中国皇帝的册封存在合法性的重大缺陷,而且没有希望弥补这种缺陷,这样非法君主的权位就存在很大风险。到了某个关键时刻,就可能有仁人义士反戈一击,手握大义名分,推翻非法君主,扶持原君主或其子嗣上位,或者重新推选一位能够得到中国天子册封的君主。正因为中国天子的册封是对藩属国君主的合法性的极大增强和政治上的强大保障,很多藩属国的君主非常热切地希望成为中国的属国,获得中国天子的册封,并把这变成他们的传统。

  此外,儒家创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在儒家看来,“存亡续绝”从来就是最大的功绩和道德。存亡续绝,也称为“兴灭国,继绝世”。《论语•尧曰》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就是说,恢复被非法灭亡的国家,延续被断绝的贵族的子嗣,提拔被埋没的人才,天下的百姓都会认同你。这是儒家的古训,所以也不要低估中国天子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藩属国的合法君主的愿望。如果有机会,中国天子一定会努力去把这份“存亡续绝”的功绩挣到手,以留名青史。

  中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开始于政治或者经济的利益,但当这种关系被精心维持长达数百年后,它就不能仅仅用政治或经济利益来解释了。这种关系就成为基于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作为领先文明的认同上的一种文明认同体系。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的领先文明或者领先文明之一。当藩属国的君主、使节和人民来到中国之后,很自然地会对中国的繁荣和高度文明,对亲眼目睹的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产生仰慕之情。他们认为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不仅能够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是一种特权和荣耀。这种荣耀不仅来自天朝上国对自己国家的认可,而且来自对自己成为文明世界一员的自豪。许多国家在数百年里都心甘情愿地、忠诚地维持着自己作为中国属国的身份,这就是对中国文明和领先文明的认同。朝鲜和安南还曾自称小中华,小中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所在区域的领先文明。

  当清代明,满清的官僚社会取代明朝的儒家社会之后,中国文明和文化走向衰落。但对于藩属国来说,政治和经济利益还在,天朝上国的形象还没有模糊,许多国家继续维持了中华属国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保护了藩属国的君主,而且保护了他们的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免受殖民者的荼毒。例如,如果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很可能要提前几十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日本多了几十年比较平稳的时间对朝鲜进行殖民改造,那么现在的朝鲜会是什么样?恐怕朝鲜和韩国人都不敢想象吧。如果安南不是中国的属国,那么毫无疑问,安南会提前一百多年成为某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中国是从来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的,但当安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之后,看看法国殖民者是如何对待安南人的?

  如果说,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华属国体系通过建立和维护东亚的国际秩序,让藩属国的人民相对少受战乱之苦。那么在西方的殖民主义时期,中华属国体系就在最大限度上直接保护了藩属国的人民。当然,最后在中国自己都自身难保时,也很难要求中国为藩属国君民做更多了。

  琉球人把作为中国属国的历史,认为是琉球历史中荣耀的一部分,和保持与日本本土的不同身份的重要依据。琉球人对曾经作为中国属国身份的认同,就是表明琉球对文明的认同,和对日本的野蛮统治的不认同。琉球人对日本的不认同或者说琉球人的本土意识产生的关键事件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人强迫琉球人(冲绳人)不论男女老幼去死,然后宣传为他们是自愿为天皇自杀,在琉球人看来,这是双重的侮辱。

  在清朝末年,日本还曾经发动宣传攻势,声称和当时的清朝相比,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这场宣传攻势还曾经让清朝很是着急了一阵子,因为只有中华,才能有属国。如果满清不是中华,就没有资格拥有属国了,这会从根本上动摇当时清朝的藩属国体系。而且,如果日本是中华,那么中国周边的属国就应该对日本天皇效忠了。所以说,日本争夺中华的名份既是东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的争夺之战,也是属国的争夺之战。

  但很快日本人不再把争夺中华的名份作为舆论宣传的重点内容了,有如下原因:

  a. 清朝已经灭亡,民国已经建立,日本可以去论证满清不是中华,但是日本很难论证民国不是中华。

  b. 在日本决定吞并中国后,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打造的黑暗历史观对于日本来说,当然比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华名份之争要有利得多。俗话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既然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先把中国的历史灭亡了,那么自然对日本吞并中国大大有利。说得具体些,既然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一无是处,自然就需要外来的拯救者。在日本看来,从文化背景和文明程度来说,日本很适合当这个拯救者。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中,在民国的军阀中,在民国的政府中,或明或暗的日本崇拜者大有人在。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对投降的日本人如此友善?就有这种崇拜心理作祟。为什么他们崇拜日本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都否定了,你要么崇拜日本,要么崇拜西方。换句话说,要么崇拜东洋,要么崇拜西洋。

  c. 在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越来越迷信自己的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通过强大的武力消灭一切反抗者,让人们认为天照大神的后代是人种优越的,比争夺什么中华的名份看起来有利得多。

  中国是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不仅是中华属国体系中的共识,同样是来到中国的异国访客,包括西方人的共识。明朝晚期,许多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有的后来回到西方,有的在中国去世。还有些欧洲国家的使节也曾经拜访过中国。在他们的游记中记载的是一个天堂般的国家。人民富足,所有人彬彬有礼,商品充裕,物价低廉,街道干净,到处都是花草。所有可开垦的地方都开垦成农田,并有人精心管理。在他们的言辞中,充满了对中国的仰慕和钦佩。在他们的记录中,当时的中国的文明程度和城市生活水平上是远超西方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明朝晚期的西方人到中国的游记。

  在清代明之后,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拜访乾隆皇帝。他们所看到就再也不是那个让西方人仰慕的天朝上国了,而是一个处处让他们感到厌恶的蛮夷之邦。他们看到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惊人的贫穷,官僚冷血地对待百姓,几乎没有一点能够让他们看得入眼的地方。他们的评价是,当西方一日千里地发展时,中国却倒退成为一个野蛮国家。

  从明到清,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描述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明朝时,西方人描述中国人是“皮肤白皙”,在清朝时则成为充满了和西方人不同特征的黄种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改变呢?因为明朝时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看到的是一个文明程度和城市生活水平远超欧洲的天堂般的中国。你比别人强,别人就要来套近乎,说其实咱俩长得挺像的。但是在清朝,中国成了野蛮国家,那么别人就要和你划清界限了。这时西方人努力强调自己和中国人在人种、外貌、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简而言之,历史上存在的真实的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是货真价实的领先文明。作为领先文明,作为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得到汉族、中国的少数族裔、藩属国君民的真心认同,得到来自遥远的国度的访客、得到来到过中国的西方人的真心认同,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尽管在清朝的官僚社会取代了明朝的儒家社会之后,中国文明和文化走向衰落。但这并不可能改变从遥远的古代到明朝末年已经发生的历史,不能改变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作为领先文明的历史,不能改变中国在作为领先文明时期所得到的人们的真心认同。尽管中国文明和文化衰落了,但是中国独有的历史的周期律,让中国文明的复兴成为司空见惯和水到渠成的事情。兴盛之后必然衰落,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或者文明都遵循的规律;但衰落之后必然复兴,则是中国文明的特质。只要人们认识到中国文明和文化衰落的真实原因在于清朝的官僚社会取代了明朝的儒家社会,同时满清统治者致力于打造一个静止的社会,这样,只要人们重新恢复中国的文明本质,让中国重新成为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个中国,中国文明和文化的复兴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么满清是如何将中国从领先文明迅速地变成一个野蛮国家呢?它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简单说,满清统治者致力于打造一个静止的社会,因为只有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满清统治者才有信心让自己的统治更长久。

  我们可以简单比较汉族君主统治的儒家社会和满清君主统治的官僚社会。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位君主的统治目标都是希望让自己家族的统治千秋万代地持续下去。当然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周朝也才八百年呢,但是越长久越好。

  如何让自己家族的统治尽可能长久呢?在一个汉族君主统治的儒家社会里,只有唯一的答案,就是按照儒家经典所说,成为儒家认可的明君,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君”。“君君”就是君主要象个君主的样子,或者说,君主要遵守作为君主的规则。这个规则由谁而定?由儒家读书人来制定。如果君主所遵守的规则由君主自己制定,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遵守,就相当于君主不用遵守规则了。君主必须遵守儒家制定的规则,这就是儒家思想对君权的约束和儒家士大夫的话语权的由来。我们知道,话语权就是统治权的一部分。因此,在真正的儒家社会里,皇帝和士大夫都是统治阶层。皇帝有治统,是国家政权的代表,是最终的决策者。儒家士大夫有道统,道统就是话语权,是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最终评价权,同时士大夫还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皇帝和儒家士大夫相互制约,这就是儒家社会。

  在儒家经典中罗列了作为君主必须遵守的规则和作为明君必须效仿的榜样和行为。简单说,或者君主自己很有才能,或者委政于贤人,行善政,爱护百姓,尊重读书人,特别是要尊重读书人的话语权。这样汉族士民越兴盛,自然皇帝的位子就更稳,也就能为自己的后代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自己家族的统治就更可能长久。

  但是对满清君主来说,成为儒家社会的理想君主就不够了。汉族士民越兴盛,满清君主就越没有安全感。对于满清君主而言,现在可以统治,如何保证将来也可以统治呢?只要让中国成为静止的社会,就能够让自己的统治最大可能地原模原样地持续下去。如何打造静止的社会呢?就是通过文字狱严格审查所有的思想和技术。这些思想和技术包括中国原有的思想和技术,也包括中国新产生的思想和技术,还包括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新技术。对满清君主而言,只有明确地有利于加强自己的统治的思想和技术才能被允许保留下来,任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的思想和技术要么被销毁,要么永远没有被实施的机会。比如乾隆皇帝借编撰《四库全书》为名,禁毁天下的书籍,被禁毁的书籍远远超过了《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数量。许多以“皇明”二字打头的书籍被禁毁,只留下了书籍的名称。为什么要禁毁“皇明”二字打头的书籍呢?因为满清君主不允许留下任何关于明朝的正面描述。在满清君主看来,这些书籍有可能让人们思念前朝,是不稳定因素。而类似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所提及的进一步削弱君权的建议在清朝当然永远不可能有实施的机会。

  对于新思想和新技术,满清统治者一向采取极其警惕的态度。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里的满清统治者主要指满清君主和极少数权贵,当然不包括旗人百姓。满清时,旗人百姓有薪水,没权利,当然是被统治者,不是什么统治者。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既然自己的统治可以持续,自然不需要什么新思想和新技术。就算西方人坚船利炮打上门来了,不得已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了,如果真把泰西蛮夷给制了,那么学到的蛮夷之技也就够用了,不需要再发展了。在1793年,英国使节发现,陪同的满人对于西方人和汉人之间的交谈非常警惕,为什么?他们担心西方人带给汉人某些不利于满清统治的思想。在八国联军进京之后,满清政府宁愿通商赔款,也不愿意公使驻京,为什么?一个还是担心西方人带给汉人某些不可控的思想,第二个就是担心西方使节不尊重满清统治者,有损满清统治者的威信,助长汉人的野心和不安定意识。

  为什么满清把作为领先文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野蛮国家?并不是因为什么闭关锁国。因为中国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是世界领先的文明,领先文明内部就有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的能力。就好像汉朝,当然汉朝是个开放的朝代,但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和汉朝对外开不开放毫无关系。为什么领先文明能够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因为领先文明内部的多样性,或者说领先文明内部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就会导致人们的想法不同,想法的不同和冲突就是持续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的源泉。

  简单说,满清把作为领先文明的中国变成了野蛮国家的主要原因是对内的封闭,而不是对外的封闭。当然作为中国,只要对内开放,内部思想活跃,自然不会闭关锁国。就好像一个企业,如果容许内部员工有活跃的想法和积极的讨论,自然不可能排斥外部的有益的思想和外部智力的帮助。满清的一切统治政策的根本原因就是只有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他们才有信心让自己的统治最大限度地地维持下去。

  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当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似乎被中国和西方存在的巨大落差给吓坏了。就好像某个人体遇到了外部的病毒,然后免疫系统过度反应,病毒还没有来得及造成什么严重伤害,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先让人奄奄一息了。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就象过度反应的免疫系统一样,他们或许是学识不精,或许被满清统治者的自我宣传所迷惑,真的以为满清是儒家社会的典型代表和完美形式,然后看到满清和当时的西方相比,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一无是处。于是智者们以满清代中国,以满清代儒家,认为中国从古到今都落后于西方,然后认为中国历史和传统中任何和西方不同的地方都有可能是造成中国从古到今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看来,中国的一切都是腐朽的落后的。中国的历史是2000多年黑暗的历史,是坐稳了奴隶的或者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历史,由此他们打造了用来解释他们心中黑暗中国的黑暗历史观。在这种黑暗的历史观下,对中国的认同自然土崩瓦解。

  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所否定的是整个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这不仅包括汉人的历史和传统,同样也包括少数族裔的历史和传统。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智者们对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少数族裔君主统治的朝代的评价就可以看到,智者们崇拜的是西方。

  如果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光明的和荣耀的,自然所有人都希望分享这种荣耀。如果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黑暗的和耻辱的,自然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那些无法逃避的人只有纠结、郁闷和痛苦了。这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就是认同光明和荣耀,逃避黑暗和耻辱。

  当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的基于虚假的中国历史打造的黑暗历史观,利用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主流历史观后,它带给了无数人纠结、郁闷、痛苦和耻辱。它彻底摧毁了绝大多数人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创了对现实的中国的认同。

  在这里,我们要多说几句,什么是对中国的认同?先看什么是中国。

  中国有两种含义:
  a. country,就是包含了历史和传统的中国,也可以简化理解为,历史和传统的中国。
  b. state,就是政权或者朝代,可以简化理解为,现实的中国。
  或者简单说,中国包含两部分,历史和传统的中国,以及现实的中国。相应地,对中国的认同也包含两部分,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和对现实的中国的认同。

  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打造的黑暗历史观,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自然也就是彻底否定和摧毁了历史和传统的中国,也就摧毁了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与此同时,黑暗历史观也重创了对现实的中国的认同。

  新文化运动的黑暗历史观重创了汉人对中国的认同。有些汉人选择离开,大多数汉人没地方可去,面对黑暗的历史观,只好当纠结、郁闷和憋屈的中国人。也有一些中毒尤其深的汉人,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开始写书大肆批判汉人的历史和传统,吹捧少数族裔的历史和传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汉人是中国的多数族裔,在真实的历史上,汉人是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的主要创建者。而在智者们的黑暗历史观中,汉人成为中国2000多年黑暗历史的主要制造者,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2000多年沉重的历史债务的主要承担者。而对于少数族裔而言,承担的历史债务的份额当然要比汉人少得多。这样,根据有限的历史资料了解少数族裔的历史和传统时,纠结和郁闷也就少很多。此外,西方为了为自己征服和统治世界提供合法性,打造了吹捧美化所谓征服行为的历史观。而某些少数族裔在历史上的某些片段和西方的所谓征服行为看起来很相似,非常符合这些被西方所谓征服理论洗脑的人的胃口。这些从西方学到了征服二字,却没有学到文明二字的人,热爱战争,鄙视和平,吹捧征服,赞美杀戮,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也算奇葩。

  新文化运动的黑暗历史观重创了少数族裔对中国的认同。在智者们的黑暗历史观下,对中国历史中的几乎每个事件,都做出了消极的解释。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很多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认为,读中国的历史比较憋屈。为什么憋屈?因为他们都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们认为只有一条道路通罗马,只有西方的道路才能通向更先进的文明。在西方中心论者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坏人看起来特别的坏,他们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中国历史上的好人也不过是让中国更误入歧途而已。简单说,他们用西方的历史道路作为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历史,自然看到的全是错误。

  智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没有必然性,历史的道路不是只有唯一可能,而是有多种可能,唯一实现。中国和西方走出不同的历史道路是非常正常的。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胜过西方,中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在明朝灭亡后,西方成为世界唯一的领先文明,西方超过中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笔者的《历史有必然性吗?》一文。

  在新文化运动的黑暗历史观的黑暗诠释下,就连汉人在阅读中国的历史书籍时,都感到难以忍受。那么当少数族裔在阅读充满负能量的中国历史书籍时,是什么感受呢?大多数少数族裔会和汉族一样感到纠结、郁闷和痛苦。但有少数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没有这样的历史和传统。如果这是汉人的历史和传统,那么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必然和汉人不同,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很可能优于汉人的历史和传统。如果这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那么也许我们以前不是中国人,也许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是中国人。

  如果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黑暗历史观折磨的汉人,要努力寻找对历史的更合理解释,寻找有更多正能量的历史观。面对让人郁闷的黑暗历史观,某些少数族裔就选择把这种黑暗历史观一股脑地推给汉人,然后试图独立打造让自己族裔获得更多正能量的历史观。于是乎,某些少数族裔开始打造和汉人割裂的历史观,甚至某些人开始打造以汉人为假想敌的历史观。还有些少数族裔因为无法从黑暗历史观中描述的中国黑暗的历史和传统中获得自信、获得对中国和对多数族裔的认同,开始转向宗教,通过宗教获得自信,通过宗教获得优越感,通过宗教和汉人划清界限,以摆脱那些所谓黑暗的历史和传统。

  而当少数族裔打造了和汉人割裂的历史和传统之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少数族裔的历史和传统和汉人是割裂的,那么也许现实中大家在一起就是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西方政治势力敏锐地发现,这种少数族裔的历史观可以成为中国分裂的种子,于是大力资助任何打造少数族裔和汉人相割裂的历史观的行为。

  但是对于少数族裔来说,这种和汉人相割裂的历史观,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思想困扰。因为如果一个人想做到意念通达,必须是思想(或理想状态)和现实的一致。不论你是改变现实,以符合理想也罢,还是改变理想,以适应现实也罢,现实和想象的理想状态相一致,人就感觉意念通达,心情顺畅。如果现实和理想不一致,那么人就感觉很纠结。

  对于许多少数族裔来说,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现实的状况,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享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现实的利益。但是和汉人相割裂的历史观,导致了历史和现实,理想和现实的不一致,也带来了很多少数族裔在身份上的困扰。如果少数族裔在历史和传统上和汉人是割离的,那么中国也是少数族裔的国家吗?少数族裔是名正言顺的中国人吗?面对现实中的某些困难,是和汉人一起克服困难,把国家搞好,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还是把责任都一股脑推给汉人,然后畅想自己当家作主、万事顺利的理想状态?

  尽管某些少数族裔学者提出种种美好的畅想,尽管某些西方势力给与种种美好的承诺,但是现在是个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自由地思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现实就是,在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获得繁荣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的。且不论某些少数族裔学者所想象的自己当家作主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就算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你或许可以通过站到西方一边获得某些政治利益,但是在经济方面,西方不会管你的。你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大宗商品价格高昂的时期,曾经有少数族裔学者想着靠卖资源躺着数钱,但是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许多资源依赖型国家因为庞大的福利支出以及缺少真正有竞争力的工业而财政破产的今天,再想靠卖资源发财就太天真了。还有一些人是西方体制的认同者,笔者同意,西方体制是很先进的,但是当这种体制建立之后,其实和老百姓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简单说,不论经济发展也罢,还是先进的体制也罢,在这个世界上都只是大国的游戏。你可以选择作为大国的一部分,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争取获得较大的份额,也可以选择成为某个小国,在时代的潮流中随波逐流。

  此外,西方政治势力其实并不关心中国的少数族裔的生活,也不关心中国人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支持中国少数族裔的分裂倾向目的仅仅在于给中国制造麻烦,种下分裂的种子。举个例子,西方政客表示利比亚的卡扎菲是独裁者,为了推行民主而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是当卡扎菲被推翻之后,还有人在乎利比亚人吗?没人在乎。利比亚人曾经拥有非洲最高的生活水平,而现在则被某些记者描述为生活在地狱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西方政客推翻卡扎菲的真实原因是卡扎菲的某些提议严重危害了西方在非洲的利益,而并非卡扎菲作为独裁者残害利比亚人民。笔者当然不是什么卡扎菲的粉丝,但是面对忽悠,大家都应该聪明一些。我相信西方人民对卡扎菲人民的关心还是真诚的,但是当卡扎菲被推翻之后,利比亚的消息从西方主流媒体上消失了,于是这些关心也慢慢消散了。

  或许某些少数族裔学者有着种种当家作主的美好想象,但是客观的讲,在这世界上,真正经济发展好的就两个地区:欧美地区和儒家文化圈,其他的都很一般。欧美地区肯定是当不了了,离开中国,就是离开儒家文化圈,肯定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莫大的好处,比如成为统治家族,但是对于大多数少数族裔平民来说,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大概率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核心和母国,也是中华属国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与藩属国的历史和传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如果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光明的和荣耀的,那么历史上藩属国对中国的认同就是合乎逻辑的、合乎道德的,是对领先文明的认同。对藩属国而言,对领先文明或者说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的认同,当然也是一种荣耀。

  如果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黑暗的和耻辱的,那么历史上藩属国对中国的认同就是不合逻辑的、不合道德的、不可理喻的,是对文明黑洞的认同。这种认同就可能是为了利益而枉顾道德。对藩属国而言,对文明黑洞的长期认同当然是一种愚蠢和耻辱。

  在历史上,日本人非常崇拜唐朝和宋朝,朝鲜人非常崇拜明朝。历史上日本人是从唐朝引进了中国的礼仪制度,现在的日本人还是非常崇拜唐朝和宋朝,只是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历史上那个人人羡慕和赞美的中国了。而对于朝鲜人,北朝鲜批判所谓事大主义,韩国则在面对中国和中国人时表现得极其激进。为什么?因为朝鲜人对于中国的历史观也类似于智者们的黑暗历史观,既然中国是个文明黑洞,那么对中国的认同,特别是死心塌地的认同就显得极其愚蠢,让人感到羞耻。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历史上和中国最亲近、最认同中国的国家,比如朝鲜和安南,现在反而变成了和中国最疏远、最不认同中国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当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被描述为黑暗的历史和传统之后,当中国被描述为文明黑洞之后,历史上曾经作为荣耀的中国的属国的身份,现在就成为长期臣服于文明黑洞的耻辱。这些国家的历史学家甚至无法解释自己祖先对古代中国的敬仰、服从和忠诚。我想,他们在看到自己国家的历史时,恐怕比有些中国学者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更纠结、郁闷和痛苦吧。为了摆脱这种纠结、郁闷和痛苦,为了摆脱文明黑洞,他们也开始打造以古代中国为假想敌的所谓民族历史了。应该说,当这些国家作为中国的属国的时期,是和平的时期,中国和这些国家都不需要动用大笔军费和大量徭役来打仗,老百姓的生活会舒服很多,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可以慢慢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但在这些国家的学者打造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所谓民族历史中,作为中国的属国的时期是耻辱的、不可言说的时期,和中国发生战争的时期,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在战争中败给中国了,被中国入侵了,当然是民族需要永远铭记的耻辱,在战争中获得某些局部胜利了,就立刻大吹特吹自己的所谓武功和荣耀。于是乎,通过武功和荣耀塑造民族自信,通过战败和耻辱铸造民族凝聚力,一个经典的西方式的民族历史就诞生了。

  再看西方,尽管在明朝时,西方的传教士和使节留下了关于中国的种种美好的记载,但西方人了解更多、印象更深的毫无疑问是野蛮、落后的满清。西方人在满清所看到的种种实在让他们无法把看到的中国和历史中天堂般的中国联系起来。此外,西方人在殖民和统治全世界的过程中,通过打造西方中心论,来提供西方统治世界的合法性。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一条道路通罗马,只有西方的道路才能通向更先进的文明,而满清时中国的野蛮和落后可以作为西方中心论的完美论据。然后,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全盘接受了西方中心论,并相应地打造了关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黑暗历史观。由此,在西方人心中,野蛮、落后的中国代替了文明、先进的天堂般的中国,外观和西方人截然不同的黄种人代替了皮肤白皙的中国人。而过去西方对中国的推崇和认同也荡然无存了。如果说,清代明摧毁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中国文明,新文化运动摧毁了记忆中的中国文明,那么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留下的只有一个野蛮、落后和异类的中国了。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从而摧毁了汉人、中国的少数族裔、前藩属国人民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同时也摧毁了外国人包括西方人曾经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明确的对中国缺乏认同的例子。

  比如,某些香港人和台湾人不想当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想当中国人?因为他们缺少对中国的认同。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不同,他们缺少对现实中国的认同。因为新文化运动开启的黑暗历史观,他们缺少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当他们既不认同历史和传统的中国,也不认同现实的中国时,自然就对中国和中国人缺乏认同。

  在香港,应该说大多数香港人还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是指文化习俗方面的中国人,虽然他们可能说不出什么理由,但是自己的父母是中国人,自己生活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自己就是中国人。但是有少数人,因为既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没有认同,也对现实的中国没有认同,自然对中国和中国人没有认同。极少数极端份子甚至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感到羞耻,希望不做中国人,想做西方人,比如说做英国人。

  在台湾,则是相似的故事。大多数台湾人在内心中还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理由和大多数香港人相似。但也有少数人因为既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没有认同,也对现实的中国没有认同,自然对中国和中国人没有认同。李登辉曾经说过,在他年青时,某位新文化运动的智者的著作曾经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想他在读了那些书之后,一定对作为中国人感到纠结、郁闷和耻辱。李登辉应该还是挣扎着当了一段时间中国人,然后决定不再当中国人了,坚决要当日本人。不仅自己要当日本人,而且要带全台湾人去当日本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人让人钦佩和尊敬,当日本人有名誉。

  某些西方政治势力不仅会支持中国少数族裔的分裂倾向,也会大力支持某些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独立倾向。当然同样,这些西方政治势力对香港和香港人、台湾和台湾人其实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给中国的发展尽可能制造障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是不可能为了香港和台湾放弃在大陆的利益的。

  但是在某些香港人和台湾人心中的独立意识,始终是个问题,不仅给香港和台湾的未来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也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通过打造黑暗的历史观,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从而摧毁了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也重创了对现实的中国的认同。对于国内的汉族和少数族裔而言,缺乏对中国的认同,或者对中国的认同不强烈、不坚定,就缺少凝聚力。对于某些香港人和台湾人而言,缺乏对中国的认同就可能会产生独立意识。对于中国周边的国家和西方国家而言,缺乏对中国的认同就会让中国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只剩下纯粹的生意伙伴。

  如何解决这种认同困境呢?只有通过建立新的解释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传统的历史观,恢复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荣誉,恢复古代中国作为领先文明的荣誉,恢复生活在古代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族裔祖先的荣誉,恢复古代中国的藩属国君民的名誉,也恢复在历史上拜访过中国并对中国不吝惜赞美之词的西方传教士和使节的名誉。

  有人可能会说,历史和传统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搞得不错了吗?为什么不能单纯地围绕现实的成功来打造对中国的认同,而要去围绕历史和传统打造对中国的认同呢?有如下原因:

  a. 对历史和传统的认同是坚定的、无法动摇的,而对现实的认同是容易发生变化的。

  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传统是已经产生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有认同,那么你就会认同中国,不论现实如何,不论中国是贫穷还是富裕,不论中国是在顶峰还是低谷,不论中国是在复兴的过程中,还是衰落的过程中,你都会坚定地认同中国。简单说,只要你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有认同,你对中国的认同就是无条件的。因为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不再会改变。传统是一群人相对稳定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虽然在缓慢改变,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保留下来。这些经过历史长河之后保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一群人或者一个国家的历史特质。

  如果你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没有认同,那么你对中国的认同就完全来自现实。如果现实搞得好,你就有认同,如果现实搞得不好,你就没有认同。现实搞得越好,你认同就越多,现实搞得越差,你认同就越少。换句话说,你对中国的认同是有条件的,不仅是否有认同是有条件的,而且认同的程度也会改变,简单说,你对中国的认同很可能不坚定。

  此外,中国搞得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主观判断。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每个人看法可能不同,第二个是好坏也看参照的对象。比如有些中国人拿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民国的乱世相比,或者和南亚国家印度的经济发展相比,颇为自矜。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许多人看来,比如儒家文化圈里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不是那么让人印象深刻了。简单说,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并不是太有说服力。

  b. 对历史和传统的认同天然跨越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障碍。

  在当今世界上,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华人世界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上是分裂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我们单纯基于现实的中国来打造认同,那么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不同,整个华人世界很难有共同的认同。

  但是为了提升华人的种族地位,就必须有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行动,而共同行动必须以共识或者共同的认同为前提。如何打造华人的种族认同,如何让这种认同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只有建立基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认同,建立基于中国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作为领先文明的历史和传统的认同。

  简单说,如果围绕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打造认同,就容易在不同的华人或中国人群中打造共同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不以现实的好坏为前提的,或者说这种认同是无条件的。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在公开论坛上,看到有些台湾人谈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很多都是因为读了儒家经典,发现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吸引人的特质,发现了作为中国人的独特魅力。所以他们不仅认同中国,而且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认同主要来自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认同,那么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就较少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

  这就是围绕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打造对中国的认同的优越性。围绕历史和传统打造的认同能够穿越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障碍,而且认同一旦形成,较少受现实政治的影响。

  c. 有了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认同,人民在精神上会比较健康。

  有人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但是历史是无数的现在叠加,而现在不过是历史的一瞬。比如说,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虽然声称自己改恶从善了,但是大家并不会因为他的言辞而立刻相信他,因为他有漫长的作坏事的历史记录。必须要等到他做了相当多的好事,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下弥补以前做的坏事,大家才可能重新相信他。

  同样的道理,根据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的黑暗历史观,中国有着2000多年黑暗的历史。那么在中国人的心中,这就是一笔庞大的2000多年的历史债务。现在中国确实发展得很不错,已经做到GDP总量世界第二了。但仅仅几年的GDP总量世界第二就可以弥补、偿还2000多年沉重的历史债务吗?当然远远不够。更何况在除GDP总量外涉及人民生活的大多数指标上我们还只是世界中流呢?怎么样才能够彻底偿还这笔巨大的历史债务呢?怎么也要做到世界第一200年吧?那么在没有做到世界第一200年之前,大家在面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时还是会感到纠结、郁闷和痛苦。

  简单说,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基于想象的虚假的历史打造的黑暗历史观,对每个中国人都时时刻刻地产生着持续的伤害。与其希望通过现在开始长时间的成功来弥补、治愈黑暗历史观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更简单、直接、切中肯綮的方法就是推翻新文化运动的黑暗历史观,重新建立能够合理解释真实的历史、解释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作为世界领先文明的历史的历史观,并基于这种历史观打造人们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着光明的历史和伟大的祖先,因为历史是无法改变的,面对无法改变的光明的历史和伟大的祖先,就是取之不尽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来源。每个人都希望当看到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时,感到自豪、荣誉和正能量,而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历史时感到纠结、郁闷和痛苦。这就是人性。

  而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只有守护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才能被称为正统的朝代。也只有让自己的人民为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感到自豪,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时,才能被称为伟大的朝代。

  在苏联灭亡之后,为什么俄罗斯如此地推崇东正教,如此地尊重沙皇?是为了重建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让俄罗斯人成为精神上的整体。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宗教传统,公元99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选择东正教作为国教,被认为是俄罗斯最初形成的标志。而沙皇俄国则是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的重要内容。当俄罗斯人尊重并认同东正教和沙皇俄国时,不论俄罗斯的现实如何,他们就是坚定地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

  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努力打造让自己的国民感到荣誉和自豪的历史观?甚至有些国家做得比较出格,比如韩国、土耳其等。却有某些中国人强迫自己的同胞接受让中国人感到纠结、郁闷、痛苦和自卑的虚假的历史观呢?难道全世界都错了,就这帮人是对的?难道全世界都是傻瓜,就这帮人聪明?

  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自己的传统当做珍宝,努力赞美、传承、发扬自己的传统,无论这些传统在外人看起来有多么不起眼?因为基于历史和传统的认同和凝聚力是最不可动摇的,因为传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身份。当今世界上,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全球化也是西方化。在持续数百年的西方化浪潮中,唯一民族的就是传统和基于传统发展起来的文化。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强迫自己的同胞去认为自己的传统是黑暗的可耻的呢?难道全世界都在做无意义的事情,就这些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简而言之,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中国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贵族,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起源地之一,是三大主流文明之一,是东亚文明的核心和母国。中国是从遥远的古代直到明朝末年的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是创新的领导者和GDP永远的冠军。中国是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所有文明人公认的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是汉人的骄傲,是中国的少数族裔的骄傲,是藩属国君民的骄傲。

  因为中国的这种身份,中国自然而然能够获得汉人的认同、中国的少数族裔的认同、藩属国君民的认同,获得来自遥远的国度的访客的认同,获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的认同。我们要告诉所有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幸成为中国人、有幸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有幸目睹中国文明的辉煌,是一种荣耀。

  对于汉人和中国的少数族裔,不论是在大陆、是在港澳台、还是在海外,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和传统之一,拥有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一种荣耀。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祖先是人类历史上最长久而辉煌的文明的创建者,他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长久而辉煌的文明的传承,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荣耀的继承者。

  我们也认识到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和中国周边很多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共享荣誉。当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拥有荣誉时,他们也拥有荣誉。当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没有荣誉时,他们也很纠结。而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和母国,中国人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同样有责任为前藩属国的人民恢复名誉,恢复他们的历史和传统的名誉。

  如何为他们恢复名誉?就是说明中华-属国体系和现代的美国-盟国体系非常相似。在美国-盟国体系下,作为美国的盟国拥有权利(独立管理自己的国家),也履行义务(尊重美国,不得妨碍美国及盟国体系的利益)。美国一般不会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除非涉及政权的非法更迭,或者出现严重危害人权的事件。

  而在古代的中华-属国体系下,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也拥有权利(独立管理自己的国家),也履行义务(尊重中国天子,不得妨碍中国及藩属国体系的利益)。中国极少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除非涉及政权的非法更迭,或者出现严重违反儒家行为规则的事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数千年前,在那个弱肉强食,强者肆意践踏弱者的时代,中华属国体系是大国和小国之间关系的文明典范。中华属国体系的稳定和持久的原因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关系,而是基于儒家思想的文明认同体系。在这种文明认同体系下,中国不欺凌藩属国,而藩属国也尊重中国。中国专心地推动和发展世界领先的文明,而藩属国一方面发展自己的文化,一方面不断从中国获取文明的知识,学习新思想和新技术。百姓都安居乐业,野心家都失业了。没有战争,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带来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这难道不是理想的秩序吗?难道只有今天我征服你,我很伟大因为我杀了很多人,明天你征服我,你很伟大因为你杀了很多人,难道只有这种阿修罗永远征战不休的秩序才是伟大的秩序,才是伟大的民族历史吗?就因为伟大的终将毁灭,乱世终将来临,就嫌太平日子太长久了吗?

  在现代的美国-盟国体系下,美国是西方世界的盟主和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一个国家只有获得美国的认可,才能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全资格成员,才能没有障碍地通过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获取各种资源来发展自己。例如,当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处理好关系。而朝鲜的金正恩一心想和美国和解,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西方世界的盟主,手握打开西方世界乃至国际社会的钥匙。只有美国点头,你才能获得使用包括西方市场在内的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资格,在国际市场中畅游。换句话说,和美国处理好关系,建立外交关系,你才是文明世界的一员,否则只能关上门自娱自乐。在美苏争霸时期,存在和西方对立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你不认同西方,还可以认同苏联,毕竟还能混下去。到了现在,美国一家独大,得不到美国的认可,做事情就会遇到各种困难。

  在古代的中华-属国体系下,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母国和东亚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向中国天子朝贡,实际上就是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形式,只有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得到东亚大陆的盟主的认可,你才是东亚文明世界的一员。

  既然中华属国体系不过是古代的美国-盟国体系,那么成为中国的属国,就类似成为美国的盟国,自然就不可能是耻辱了。当然有斤斤计较的人会说,在中华属国体系下,中国和藩属国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本来国和国之间理论上的平等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国际秩序的新现象,你到古代去告诉别人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可能吗?此外,就算在现代,美国和它的每个盟国的地位在实质上是平等的吗?你说美国和韩国、和日本平等吗?恐怕只有形式上的平等吧。

  现在某些西方人吵吵嚷嚷说,中国强大之后要重建朝贡体系,这种说法对吗?

  首先,西方人把中华-属国体系或者说朝贡体系理解为西方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中华属国体系和西方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相比有三个主要不同。

  第一,目的不同。西方国家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是为了用最小的代价获取资源,同时获得产品的倾销市场。而中华属国体系则是中国古代封建秩序和儒家理想秩序的延伸。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天子是天下或者说整个文明的代表。但中国的天子并不需要直接统治每块土地,遥远的国度可以由他们自己的国君进行统治,但他们的国君要承认中国的天子是整个文明的代表,通过这种承认换取中国天子的册封,从而成为东亚文明世界的一员。

  第二,管辖力度不同。西方国家都是直接派遣总督管理殖民地。但在中华属国体系中,中国从来不干预藩属国的内政,藩属国的君主能够全权地管理自己的国家。一般只有在涉及政权非法更迭,或者出现严重违反儒家行为规则的事件后,中国才有可能干预。

  第三,自愿原则。西方国家当然是通过武力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并奴役其人民。但在中华-属国体系中,中国采用属国自愿原则。中国对于属国,除了少数关系非常密切的属国以外,是采取来者自愿,去者不留的原则。中国认为成为中国的属国,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是一种特权和荣誉,如果你不主动来申请这种特权,中国自然不会给与你这种特权和荣誉。

  但是在近代,西方人对中华-属国体系的这种误解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藩属国的君民,让他们更晚遭受殖民者的侵害。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属国不是最终还是变成西方的殖民地了吗?中华属国体系也没有什么用嘛?要按照这种说法,人总是要死的,现在死和以后死能一样吗?早死和晚死当然有区别。简单说,殖民的历史会逐渐消磨族裔(或者说民族)的特质,如果被殖民100年和被殖民200年相比,在前者的条件下,能够更多的保存一个族裔或民族的不同于其他族裔的文化等特质。此外,变成殖民地意味着人民被奴役、被蹂躏,当殖民地的日子越长久,人民被奴役和蹂躏的时间就会更长久。至于那些声称殖民越久就越能接受西方文明的人来说,其实这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有几个能发展到西方水平呢?

  其次,基于中国古代封建秩序和儒家理想秩序的中华属国体系不会再回来了。因为分封建制的封建秩序早已彻底瓦解,而儒家思想也不再是中国乃至东亚的主导意识形态。既然中华属国体系的思想基础都不存在了,当然中华属国体系不会再回来了。

  那么西方人为什么要提出中国要重建朝贡体系呢?为了吓唬亚洲诸国,让他们去为了对抗中国,更用力地抱紧西方大腿。

  简单说,西方人把中华属国体系比作西方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就是利用了亚洲诸国对中国国力及意识形态的畏惧,利用了黑暗的中国历史观中对中国文明黑洞的描述,以及对中国朝贡体系的扭曲理解,认为中国要重建让其他各国屈服和屈辱的强权体系。

  中华属国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靠武力维持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也已经过时。现在大家都接受了至少名义上的大国和小国一律平等的国际秩序。民族国家的主权在民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各国领导人的权利。中国会遵循现有的国际规则,利用国际规则发展自己,利用国际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并成为国际规则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和美国一起维护世界和平。至于中国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资本主义市场,通过商品交易来获得。实际上商品交易也是这个时代获取资源和市场的成本最低的方法。

  通过摒弃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的黑暗历史观,建立解释真实的中国历史的历史观,恢复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名誉,从而重建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外国人、包括西方人对中国的认同。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就可以了,你就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吗?

  简单说,把事情做好,和获得他人的认同,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二取一的互相排斥。事情做得越好,就越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同;他人的认同越多,朋友就越多,帮助的人就越多,做事情的阻力就越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在西方国家多些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那么中国品牌的创新形象的建立就会容易很多,这样就有助于增加中国商品在西方市场的溢价可能。如果中国商品能够比较容易地定出较高的价格,那么对西方商品和市场的冲击就会小很多,西方商品在面对中国商品的竞争中就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就是双赢的局面。而现实有时却变成,许多中国商品卖不出高价,除了低价无路可走,而面对低价的中国商品,西方商品也无路可走,这就成了双输的局面。中国人没赚到多少钱,西方人没钱可赚。作为中国人,你也许不喜欢西方的政治势力和西方媒体,但是你不可能不喜欢西方的消费者吧。同理,作为西方人,你也许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有种种微词,但是你也不可能不喜欢中国的市场和消费者吧。

  有人可能会说,西方媒体说中国坏话是一种政治正确,你何必白费劲呢?

  首先,确实,西方政客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是异类,对西方统治世界的秩序是一种威胁。因此西方媒体说中国的坏话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人到西方,西方人到中国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看见西方,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中国。有了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被媒体忽悠的可能性自然就小很多了。

  其次,互联网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互联网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判断。只有能持续垄断信息、控制信息传输的人才能长时间说谎,但是在互联网的时代,垄断信息和控制信息的传输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这就为西方人认识真实的中国,认识真实的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提供了可能。

  最后,如果你确实把事情做好了,就算别人说你坏话,也会觉得心虚或者理屈,谎言也很容易被揭穿。比如说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运会的前后,中国遭遇了政治上的围攻,但是不论你的政治倾向如何,当你看到美伦美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你除了赞叹,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即使在现在,在西方的视频网站上,在任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视频下方,总有西方观众赞美和念念不忘的评论。这说明什么?把事情做到位,别人很难说坏话,很难说怪话。

  再比如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有许多创新,如移动支付等,西方媒体多次给与重点报道和大肆赞叹。为什么?因为中国在移动支付等领域确实超过了美国,超过了西方。面对事实,西方媒体也没法不承认。西方媒体也在号召西方的互联网企业在某些方面向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学习,这种学习也对西方和西方企业有利。

  综合上述,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打造的黑暗历史观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从而摧毁了汉人、中国的少数族裔、中国周边国家的人民、遥远的国度的人民、和西方人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同时重创了他们对现实的中国的认同。

  只有彻底摒弃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的黑暗历史观,重新建立基于真实的历史、基于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作为世界领先文明的历史的历史观。通过这种历史观,给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以名誉,给汉人的祖先以名誉,给少数族裔的祖先以名誉,给前藩属国的君民以名誉,给那些在历史上拜访过中国、并把中国描述为天堂般国家的西方人以名誉。通过这种充满光明和荣耀的历史观,重新建立汉人、中国的少数族裔、中国周边国家的人民、遥远的国度的人民、西方人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