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谈中国君权的变迁之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

  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张角等人依托宗教组织发动叛乱。因为东汉的中央军在镇压叛乱时疲于奔命,就给各州郡的长官以招募军队的权利,让各地方长官参与镇压叛乱。

  东汉中央政权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争权的局面,从而给野心的军阀董卓以可乘之机,董卓把持中央,行废立之举后,彻底摧毁了汉朝君主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长官就成为各怀心思、拥兵自重的诸侯。这些诸侯打着各种旗号相互征战,相互吞并,造就东汉末年的乱世。

  在这些诸侯中,曹操、刘备和孙权是最成功的三位,其他的诸侯势力都被消灭,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笔者上面介绍的是东汉灭亡的直接原因。很多时候历史书籍还会谈到朝代灭亡的所谓深层次原因,比如土地兼并和百姓困苦,然后总是得出结论说某朝代灭亡是必然的。

  笔者多次论述过了,历史没有必然性。以东汉为例,我们把东汉灭亡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探讨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概率。在东汉初年,光武中兴时期,东汉灭亡的概率是很小的。此后,如果出现了明君贤臣,施政有道,东汉灭亡的概率就会减少;如果出现了昏君奸臣,施政无道,那么东汉灭亡的概率就会增加。这样,在东汉末年,如果能够出现一位明君、一批贤臣,那么再次中兴是完全可能的,或者说东汉灭亡的概率的再次减少,是完全可能的。笔者认为,从概率的角度来看朝代的灭亡,比总是事后诸葛亮地说所有朝代的灭亡都是必然的,要合理得多了。

  由于东汉君主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被野心军阀所摧毁,导致东汉灭亡的概率迅速增加到相当高的水平。到曹丕篡汉时,这一概率正式到达100%,标志着东汉的正式灭亡。

  此外,朝代灭亡的直接原因是一目了然的,而深层次原因或者间接原因是很难证明的。因为历史不能重来一次,我们不可能改变深层次原因或者间接原因,然后让历史重新开始一次,看看这次历史发展的结果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东汉灭亡的直接原因和东汉灭亡的结果的因果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些我们分析或脑补出来的深层次原因与间接原因和东汉灭亡的结果的因果关系就很难证实了。

  简单说,对于这些所谓的深层次原因或者间接原因,我们可以大致说他们应该增加了东汉灭亡的概率,但我们不能说这些原因导致东汉必然灭亡。

  曹操、刘备、孙权都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治理自己的管辖土地,从而争霸的呢?

  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做法,但是也有很多相似的做法。实际上,他们也在相互学习,敌人的好的治国方法,当然可以借鉴来治理自己的国家。

  他们治国施政的总原则都是相似的,包括两条:一是政治上通过尊贤来招揽人才,二是通过明法度来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共同的具体做法包括军屯民屯、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安抚流民等。

  秦始皇吞并六国,是因为他有整个秦国作为基本盘,已经有足够的人才。汉高祖刘邦赢得楚汉之争,是因为他招揽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些顶级人才,在人才方面超过了项羽。

  在汉末要争霸,首先就要有人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要有优秀的人才。

  如果优秀的人才没有为我所用,反而跑到对手那边去了,这一出一进的差别就大了。如何招揽人才?就是自己要有好的名声,还要招揽有良好名声的士人。

  通过尊贤,就是尊重有名望、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就可能争取到士人的认可和投奔。当时的士人可不是孤家寡人,有家族,还有宗族,此外,还有朋友圈,所谓门生故旧是也。这样如果一位有名望的士人来投奔你,就表示他的家族和宗族要在你的身上下注了,他的其他有名望的朋友也有更大的可能来投奔你。简单说,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势力就是士族。尊贤就是要笼络士人和士族,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

  那么何谓贤者呢?主要指有道德的人,也可以指有才能的人。所谓尊贤使能,这里贤和能就被区分开了。就是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

  为什么当时的人那么看重道德呢?因为如果你虽然有才能,但是没有道德,主公对你委以重任,比如说,让你统领一支军队,或者让你当一郡一县的主官。在主公面临强敌的危难之际,敌人给你开个好条件,你就立刻带着军队或者这一郡一县投敌,给主公背后一刀,谁也吃不消这个。比如吕布,是三国时期少有的猛将,手下也有陈宫、高顺这种顶级的谋士和武将,为什么到处不受人待见?因为他有能无德,经常反叛,这样他越有才能,别人越不敢用他。

  简单说,对于当时的君主,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可以委以重任,作为一方主官,你可以信任他;没有道德、或者道德不值得信任,但是有才能的人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同时加以监视或制约;有名望,有道德,但是没有治事才能的人,就给个清闲高贵的职位供起来,用来吸引其他人才;至于有才无德的人,那就不敢用了,还要担心他坏自己的事情,或者跑到敌人那里去了。

  通过尊贤,获得了大批人才,如何让这些人才发挥作用呢?就要通过明法度了。为什么要明法度?原因如下:

  a. 东汉的法律繁杂无比,就不可避免有很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已经被世家大族们研究透了。
  b. 东汉的法律主要是用来治国的,不是用来争霸的,自然有很多不适用的地方。
  c. 东汉的旧的秩序(旧的规则体系)已经崩坏,需要重新确认规则或者建立新的规则。

  简单说,在争霸之世,需要简洁、清晰、易于理解、易于执行、能够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和执行力的法律或者说规则,这就是三国执政者都要明法度的原因。

  有人会问,这是法家吗?笔者不这么认为。

  法家思想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一般把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把秦始皇统治时期的秦国和秦朝作为法家实践的集大成者。

  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内容很丰富,但是它区别于先秦的其他诸子百家和后世的治国思想和实践的特征只在于两点:
  a. 反对道德教化。
  b. 提倡重刑主义。
  这两条是鉴别法家的主要依据。

  在三国时期,并没有宣扬重刑主义的记录。东汉的刑罚也不算轻,但是在末年执行不太有力,权贵枉法比较常见。通过明法度,可以提高法律的执行力,但是这谈不上是重刑主义。此外,当时是诸侯争霸,在某些情况下用军法管理百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能说是重刑主义。

  在三国时期,虽然没有机会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但是谁也不敢忽视道德。原因很简单,担心遇到叛徒。三国争霸,大家都是在钢丝上行走,胜负都是一线之间,一旦遇到叛徒,满盘皆负都是可能的。所谓尊贤就是尊重有道德的人,什么道德?法家没有道德,儒家才有道德。

  那么为什么秦始皇可以用法家来夺天下呢?因为他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基本盘,有碾压关东六国的实力,只要这个国家能够象一台机器那样精密运转,就能夺得天下。

  汉高祖刘邦也没有道德之名,为什么他也能夺得天下呢?因为当时儒家不流行,大家都以纯粹的武力来夺取天下。当然反骨仔哪家都有,碰到了想改换赌注的反骨仔就只能自认倒霉,没有什么办法。

  到了东汉末年,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300多年了。现在的规则已经变了,大家都认为儒家的规则比以前的冷冰冰的法家的规则要合理多了。大家都希望和遵从儒家规则的有道德的人一起合作,否则也许君主那天不开心,就拿掉你的脑袋呢?法家君主当然有这种权利。

  简单说,法家反对道德教化,只讲究使能,不讲究尊贤。只要讲道德,讲究尊贤,就不是法家,而是儒家。

  有人说,乱世用法家,治世用道家,由治到乱是儒家,这种说法对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说,乱世要明法度,建国之初要与民休息,朝代想长命就要用儒家。

  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首先要做的是明确概念。很多问题,只要概念明确了,就变得一目了然了。

  什么是法家?法家是诸子百家之一,以韩非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秦始皇统治时期的秦国和秦朝为法家实践的集大成者。具体地说,法家制度就是君主通过法、术、势来统治臣民和治理国家的制度。

  有些人把帝王权术等同于法家,后世的君主只要用到帝王权术就说他们是法家。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在法家之前也有帝王权术,周武王伐纣之后分封诸侯,不需要帝王权术吗?后世的明君那个不需要帝王权术呢?都是纯洁的小白兔能治理国家吗?西方的有所作为的君主,哪个没有帝王权术呢?难道他们都是法家?按照这个逻辑,现在的办公室政治也要玩心机,也成法家了吗?

  也就是说,把帝王权术等同于法家,是不合理的。应该说,韩非子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确实把帝王权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无论有没有法家,古今中外的君主都需要使用帝王权术。作为君主,你可以学习韩非子版本的帝王权术,也可以学习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版本的帝王权术,也可以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打造自己版本的帝王权术。用了帝王权术,并不意味着都是法家。

  还有人认为法律工作者就是法家,那春秋决狱的提出者董仲舒也是法家?那么从儒家角度为律做疏注(法律的解释说明)的人也是法家?后世的刑名师爷也是法家?西方的法律工作者也是法家?这些说法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还有人说,变法者或者改革者就是法家。那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是法家?变法者或者改革者是哪家,要看他新制定的是哪家的法。商鞅变法,新制定的是法家之法,所以商鞅是法家。王安石变法,新制定的是儒家之法,所以王安石是儒家。

  还有人说,提倡耕战,就是法家。那儒家就不能提倡耕战了?西方就不能提倡耕战了?这些说法都太不靠谱了。

  简单说,还是我们上文提到的,法家区别于其他思想和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两点:
  a. 反对道德教化。
  b. 提倡重刑主义。
  有这两点,才是法家,没有这两点,就不是法家。

  我们先从建国开始,理一下朝代从建立到灭亡的过程。

  首先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这时治国施政是比较容易的,要做两件事情,初创制度,然后就是与民休息。

  为什么建国之初治国施政比较容易?有如下原因:

  a. 开国之君大多是马上君主,能够直接掌控军队,对国家有强大的控制力。
  b. 开国之君是带着文臣武将打天下,对手下的文臣武将也有崇高的威信和强大的控制力。
  c. 建国之初有足够的土地、官职、爵位和财货来赏赐有功之臣。
  d. 乱世中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建国之初,有足够的土地来供百姓开垦和耕种。
  e. 人心思定,百姓不愿意再从事战争。
  f. 由勋贵、士大夫、官僚等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刚刚建立,既得利益格局还没有形成。

  这时只要制定制度,然后与民休息就可以了。比如汉高祖刘邦继承秦朝体制,并让叔孙通等儒生制定礼仪制度,然后行黄老之术,天下自然大治,通过文景之治,国力和民力自然迅速恢复。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状况发生了如下变化:

  a. 后代君主的权威和对文臣武将的控制力远远不能和开国君主相比。
  b. 荒地开辟大半,人口繁衍迅速,土地不再象建国初那么富余了。
  c. 勋贵、士大夫、官僚阶层也有所增长,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支持。
  d. 既得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任何政策如果触及既得利益,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甚至反击,改革成为复杂、精细甚至有风险的工作。

  这个时候还搞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你要解决问题,就要有所作为。你选择无为而治,问题只会积累和加剧,是不会消失的。

  你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加农业产量。你要繁荣手工业和商业,提供更多就业,其实和现在也差不多。就算土地产出足够所有人食用,这些无地的百姓总要有个行业,来赚钱买粮食吧。

  有时候解决问题会比较容易,有时候解决问题需要对自己动手术,有时候是小手术(对既得利益的小的触动),有时候是大手术(对既得利益的大的触动),这些都要靠儒家来做。为什么?因为只有儒家才能在保持对政权的认同的前提下进行改革。

  有人可能说,如果是法家社会就好了,只要君主一声令下,敢不服从命令的都抓起来杀掉,哪里会有什么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格局呢?问题是,就算是法家社会,君主也不能一个人对抗所有人吧。秦始皇为什么能吞并六国?难道不是靠和他站在一条船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军功集团呢?而且你敢杀别人,别人就敢造你的反。秦朝如此强大,陈胜吴广都敢造反,而且造反还成功了,后人有什么理由不效仿呢?

  所以说,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统治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在古代,只有君主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就是向天下的臣民说明为什么你是君主,为什么其他人要承认你是君主的问题。

  而儒家提供了对君主合法性的说明,才能在维护对国家政权认同实际上就是对君主认同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而不必太过担心,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些许触动会让这些人立刻造反。

  儒家如何解决问题呢?先王之道,当时之势,中庸之法。就是考察以前的明君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考察现在的形势和古代有什么异同,同时不要走极端,在各阶层利益之间有所平衡。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多,解决问题越来越难,最难解决的就是既得利益格局导致改革困难的问题,这样朝代灭亡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当然困难也是因人而异的,会者不难嘛。所以一旦有明君贤臣产生,就会扭转颓势,实现中兴,然后朝代灭亡的概率又减小了。但是一个朝代在下坡路上不可能总是遇到中兴这种好事,要是突然遇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或者东汉末年董卓乱政这种倒霉事,就突然死亡或者慢性死亡了。

  当一个朝代灭亡的时候,常常是各种问题千头万绪,缠绕在一起,各种规则、各种利益交织在一切,所谓中兴就是暂时把这些缠绕在一起的线团解开一些。但到了朝代灭亡之后,是群雄逐鹿,夺取天下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去解这些线团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制定简洁、清晰、易于理解、易于执行的规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权的效率和执行力,来获得争霸的成功。

  什么叫明法度?就是重新确认或者制定新的规则,主要是指法律规则。

  那么明法度是不是法家呢?如果明的是法家之法,是韩非子和秦始皇之法,就是法家。如果明的是儒家之法,是不排斥道德之法,就是儒家。那么三国时期的规则当然更可能是儒家的规则的简化版了。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之初,要初创制度,与民休息。初创制度必须考察以前朝代的制度,需要儒家帮忙,与民休息则可以归为黄老道家。整个朝代都要靠儒家来为君主提供统治的合法性说明,提供对君主的制约,提供臣民对政权的认同。没有儒家提供的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单纯依靠武力统治,朝代长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到了乱世,就要通过尊贤招揽人才,通过明法度制定适合争霸的简明规则。

  两晋时期

  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朝,然后刘备、孙权相继称帝。263年,司马昭灭亡蜀汉。266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280年司马炎灭亡孙吴。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吸取曹魏没有分封宗室,导致权臣篡位而无力抵抗的教训,分封宗室,并给与宗室兵权,同时削去州郡兵,而改为设立少量武吏,来维持地方治安。虽然实际削去的州郡兵数量并不多,但是从此剥夺了州郡长官招募士兵的权利。

  分封宗室后,诸王以武力争夺权力,从而导致八王之乱。此后,晋朝的军力被大幅削弱,而胡人的首领趁势发动叛乱,在中原建立国家,这就是五胡乱华的时代,也称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从316年西晋灭亡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一共120多年。

  五胡乱华的时代是后世儒家学者所深恶痛绝的时代,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时代。为什么他们这么认为?因为五胡乱华时代的战争是没有底线的,而这样没有底线的战乱持续了120多年。

  汉朝以来,胡人内附,汉朝国力和军力强大,当时这些胡人部族对汉朝也是真心服从的。但一旦中原疲敝,胡人的野心家们就趁势而起,在中原建立胡人君主统治的政权。

  在古代,朕即国家,君主即政权,只有君主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不是胡人平民的国家,而是胡人君主统治胡人和当地汉人的国家。当然汉朝也是汉人君主统治汉人和少数族裔的朝代。

  这些国家当然更不是什么民族国家或民族政权了。因为在古代,没有民族,只有族裔或族群,自然也没有民族国家。为什么这么说?

  什么是民族?民族是基于认同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有认同,才有民族存在。具体来说,先有民族理论,然后民族理论催生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导致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产生民族实体。

  或者可以更泛泛地谈,共同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意识的共同体,另一类是有意识的共同体。有意识的共同体就是大家都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共同体,比如民族理论出现后,大家都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民族就是有意识的共同体。

  而无意识的共同体只是某些人为的划分。因为人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你可以根据这些差异对人们进行无数种划分,每种划分方式,都会产生一系列无意识的共同体。比如,我们根据出生月份可以把人们分为12类,就是12个共同体。根据身高把人们分成100类,就是100个共同体。这些都是无意识的共同体,其实不过是人为的划分罢了。

  而对于古代来说,对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胡人,我们可以按照语言、血缘或者文化把他们分为5个民族、50个民族、甚至500个民族,但是无论怎么划分,古人都不会知道,也不会按照我们划分的民族行事,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民族的存在。

  简单说,所谓古代的民族只是现代某些学者对古代人群的某种划分方式罢了。在古代人的思想和实践中,从来就没有出现民族这个概念。这样,我们用更宽松的族裔或者族群就足以了,民族这个概念就过于强了。

  古代有族裔,有族群,这些都可以做为无意识的共同体存在,但是没有民族,民族必须是有意识的共同体,否则民族和族裔、族群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古代没有民族,自然也没有什么民族国家。古代只有君主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自然也不会有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统治,只有君主能够统治,平民统治不了任何人。

  那么这些胡人君主统治的政权是胡人族裔或族群的国家吗?也不准确,实际上应该是胡人部族的国家。

  什么是部族?有两种理解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部落在定居之后成为部族,其中部落成员的血缘联系多于地理联系,而部族成员的地理联系多于血缘联系。第二种方法就是既是部下,也是同族,就是服从自己的同族。如果是不服从自己的同族呢?当然是敌人了。

  也就是说,胡人政权是胡人君主统治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核心是部族的权贵。

  胡人政权之间的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他们在战争中常常把屠戮平民作为常规的战争手段,这就是五胡乱华之所以黑暗的根本原因,至于杀降杀俘那都不算事了。屠戮的只是汉人吗?当然不是,这是胡人政权之间的战争,当然屠杀的重点是对方的胡人士兵和平民。

  实际上,在胡人内迁之后,因为内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和平的环境,胡人人口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到西晋时关中和凉州的胡人已占当地人口一半,足以和汉人相比了。但是在五胡乱华之后,汉人固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胡人中很多部族在相互屠杀中永远地消失了。简单说,站在汉人的立场上来说,我们当然要谴责五胡乱世的黑暗时代,但是汉人没有断了传承。站在胡人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古代少数族裔的立场上来说,我们更要谴责五胡乱华的黑暗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让很多胡人部族从此消失在历史中。五胡乱华的时代是野心家的盛世、是暴君的盛世、是杀戮狂的盛世,但却是胡人平民和汉人平民的乱世。

  西晋因为八王之乱而导致中原沦落,因此西晋在历史上的评价是很恶劣的。

  在北方是五胡乱华,在南方则是东晋。

  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东晋政权是皇室和几个强大士族的脆弱平衡产物。应该说,东晋的军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有名将,如祖逖、刘牢之、刘裕等,有精兵,如招募北方流民组成的北府军,还有长江天堑和强大的水师以为屏障。当时北方又是军阀混战、乱成一团。东晋完全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北伐,即使不顺利,退回来,自守无忧。江南经济繁荣,东晋的经济实力也完全可以支持北伐。如果东晋有蜀汉诸葛亮北伐曹魏的干劲和执行力,收复中原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东晋朝廷做不到同心协力地进行北伐。因为东晋是世族政治,朝廷的文官武将大多出身世家大族。一方面,东晋朝廷希望进行有限的北伐,达到以下目的:
  a. 削弱北方政权的实力。
  b. 建立战略缓冲区。
  c. 获取战功封赏。
  d. 增加世族的门户威望。

  但另一方面,北伐的成功会大大提升北伐主导方的势力,从而改变东晋皇室和世家大族、还有世家大族之间的势力平衡。比如,如果北伐获得较大成功,北伐将领建立了不世之功,东晋皇室会担心,将领在北伐中获得的大量土地足以赏赐部下和士兵,而在战争中获得的在部下和士兵中的崇高威望,会成为篡位的资本,也就是担心仿效司马家的故事。因此,有时是北伐主导方的朝中对手会加以掣肘,拖北伐的后腿,有时是东晋皇室和其他世家大族合作,拖北伐的后腿。这就是东晋多次北伐都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

  直到前秦统一北方,然后以倾国之兵来攻,东晋朝廷上下才同心协力,共同抵抗,在淝水之战打败前秦,然后北伐收复大量失地。

  历史上对东晋的评价比较中性,一方面认为东晋偏安一隅,有收复中原的可能却没有尽力去做,是个没有进取心的朝代。但另一方面,东晋到底是保留了华夏的元气,基本盘还是很稳固的,和后世的一些朝代相比还是胜出很多了。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三国两晋时期在政治、法律、军事、科技、文化上的成果。

  在政治上,魏文帝曹丕实施九品中正制,就是政府设立品评人才的官职,对各地人才不论是否出仕,都登记在人才调查表上,表内详记年藉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然后由吏部依此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这种制度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存在约400多年。这种制度在实施初期,重视舆论,不拘爵位,“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有利于实现“唯才是举”。后来,因为中正(品评人才的官职)把持在世家大族手中,以门第而非德才作为定品的主要依据,从而导致上品被世族显宦弟子所垄断,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曹魏时期世族受到压制,到西晋时期世族兴起,而东晋就是纯粹的世族政治了。世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

  在军事上,东汉采用募兵制和征兵制并行,魏和西晋时期采用世兵制,就是世袭职业军人,也称军户制,男丁终身为兵,父死子承,兄终弟及。东晋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

  在法律上,魏文帝曹丕沿用汉律,魏明帝曹叡命陈群、刘劭等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州郡令》(治地方官)、《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共一百八十余篇,又置律博士,专用郑玄的学说解释律令;268年,晋武帝司马炎颁布了《晋律》,即《泰始律》。

  在科技上,马钧改造了织绫机,创制了龙骨水车、指南车、水转百戏、轮转发石机等;刘徽著《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赵爽著《周髀算经注》;地理学家斐秀提出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并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王蕃重制浑天仪,著《浑天图记》、《浑天象说》等;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著《抱朴子》,名医王叔和著《脉经》;严畯著潮汐学专著《潮水论》;孙吴将领沈莹著记述台湾的《临海水土志》。

  东晋时期,发明了灌钢技术,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理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后锻件成为主导地位。

  在文化上,玄学兴起并成为主流思潮。西晋时期,政治压抑,常有因言获罪的,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则通过选择谈玄来逃避黑暗的政治现实。东晋时期,北方大乱,南方偏安,而谈玄逐渐成为社会的时尚和主要的社交方式,而玄学就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玄学就是道家的老庄派,是从《老子》、《庄子》和《周易》三本著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哲学体系。

  在士大夫探讨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的关系的过程中,儒道开始了初步融合的尝试。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在两晋时期,佛教的传播者迎合谈玄的时尚,通过谈玄来传播佛教义理。玄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而僧人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东晋晚期,高僧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而受到佛教传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这些都是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的开始。

  此外,建安文学的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文学的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陈寿著《三国志》,司马彪著《续汉书》;曹丕著《典论》,陆机著《文赋》;左思作《三都赋》,陶渊明开创田园诗,并作《桃花源记》;书法、绘画、佛像雕刻等艺术得到较大发展。

  南北朝时期

  南朝包含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北朝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各有一位伟大的君主,南朝就是宋武帝刘裕,北朝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东晋将领刘裕通过战功积累资历和威望,最终利用北伐胜利获得的威望最终推翻东晋朝廷,建立南朝宋。417年刘裕率军抵达长安,意图经略关中,再次北伐,但朝中刘穆之病死,担心后路不稳,最终撤军。代晋后又天不假年,未能再次北伐。刘裕削弱强藩,实施土断,整顿吏治,抑制豪强,重用寒门,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赈济穷人,废除苛法,亲自听讼,兴学校,策试州郡秀才、广收遗散书籍,举善旌贤,访民间疾苦,结束了世族政治的时代,奠定了南朝“寒人掌机要”的政治格局,而有元嘉之治。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得到后世大书特书的君主。这位君主和其他许多胡人君主的不同是,他不仅要做鲜卑人的君主,更想做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尧舜之君,或者说他想建立的是传承华夏文明、在中国历史上青史留名的伟大朝代。

  拓跋宏在位期间,整顿了吏治,实行了俸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改革。他重用汉族士人,学习汉族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

  493年拓跋宏迁都洛阳,进行汉化改革,我们可以称之为魏承汉制,魏承汉礼。他规定鲜卑人要穿汉服,用汉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汉姓,自己也改姓“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拓跋宏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史称“孝文帝改革”。

  如何理解孝文帝拓跋宏的行为?

  首先我们看鲜卑拓跋部的由来。鲜卑拓跋部是鲜卑族裔中由拓跋氏统领的部族,也可以说拓跋氏是鲜卑拓跋部的王族。

  根据史书记载,鲜卑拓跋部是鲜卑诸部中组成非常复杂的一个部族。其人口组成包括拓跋氏本部,还有逐步发展壮大过程中吞并的北匈奴余部、秽秣人、肃慎人、扶余人及诸多杂胡。因为鲜卑拓跋部的组成复杂,其血缘的来源自然多样。

  那么作为鲜卑拓跋部的王族拓跋氏的血缘来自何方呢?史书记载,拓跋氏自称是黄帝后裔。

  拓跋氏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呢?有可能。如果拓跋氏通过祭司或巫医以口口相传或者民歌等形式传承了古代的某些记忆,他们有可能是黄帝的后裔。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平民要记住远古的祖先可能很难,但是贵族要记住远古的祖先其实并不难。

  简单说,如果你说拓跋氏说了谎,请出示证据。没有证据的质疑没有意义。

  汉人是黄帝的后裔,而鲜卑拓跋部的王族拓跋氏也是黄帝的后裔。这样在黄帝的后代中,汉人是大宗,拓跋氏就是小宗。

  有人可能会说,这可能吗?黄帝有这么多后代?当然有可能。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有学者提出“现代人类”的“单一起源论”。这种理论认为目前地球上的各个人种,都是20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也就是说,一位女性祖先最终繁衍出70多亿人。黄帝有很多后代很奇怪吗?

  基因研究表明,60%以上的汉人来自数千年前的五个超级祖先。有人猜测这五个超级祖先就是传说中的五帝。当然这是纯粹的猜测了。

  虽然发现数千年前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后代,让人不禁感叹,但也可以发现,其实现在的所有人类,不论什么种族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幸存者。现在的人,不论你多么富有,多么有才能,自我感觉多么良好,如果因为某个偶然因素,你的某位祖先不存在了,你就不可能存在了。比如说,如果你的某位父系祖先的老婆本(为娶老婆而准备的钱)被贼偷了,没娶上老婆,那就没有你了。

  简单说,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少数几个祖先,这是科学的发现。因此,拓跋氏也是黄帝的后裔,就不奇怪了。

  实际上,现代基因研究发现,汉族和很多少数族裔没有太多血缘的差别,更多的是生活习俗的差别。而在古代,没有基因检测技术,除非你天生异相,否则没人看得出你的血统。

  实际上,在古代,如果你采用汉人的生活习俗,衣食住行象个汉人,你和你的后代就成了汉人;如果你采用少数族裔的生活习俗,衣食住行象个少数族裔,你和你的后代就成了少数族裔。古代只有族裔和族群,没有民族,而族裔和族群的边界并不清晰。

  在史书中,记载了有鲜卑化的汉人,还有汉化的鲜卑人,说白了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罢了。

  曾经有段时间,体质人类学很流行,就是根据人们的外貌对族裔进行划分。有学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划分汉族和少数族裔。但是当分子人类学(基因科学)出现后,体质人类学就被废弃了,因为相对分子人类学来说,体质人类学太不靠谱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夫妻相。夫妻相就是一对夫妻在相同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下生活几十年,就会越长越象。想想几十年就能造成相貌如此大的改变,那么根据相貌对族裔进行划分还有准确度可言吗?也就是说,不同族裔外貌的差异很可能是不同的地理环境、饮食等生活习惯造成的,而并非是因为有不同的祖先或者基因传承。

  孝文帝拓跋宏想做的就是,通过小宗采用大宗的礼制,从而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或者更简单地说,他希望成为继承并推动华夏文明进步从而青史留名的尧舜之君。

  为什么拓跋宏要实行汉化?因为:
  a. 要继承华夏文明,就必须采用汉族的礼制。
  b. 汉族的礼制既是华夏文明的要素,也是汉族文化的要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给出文明和文化的概念。

  广义的文明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文明包含三个要素: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三个要素中,人是主体,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组织方式。生产力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科学技术的创新是生产力发展和突破的主要推动力,而学术思想的创新是生产关系发展和革新的催化剂。

  狭义的文明就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技术和新思想的系统,也就是领先文明的概念。中国文明就是从遥远的古代到明朝末年的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也称华夏文明。中国文明或华夏文明的创建者是华夏族裔,包含汉族裔和少数族裔。而汉族裔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创建者。没有汉族,当然不会有作为世界领先文明的华夏文明。

  如何发展文明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如何发展生产力?要通过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科学靠学者,发展和应用技术靠工匠。

  如何发展生产关系?要通过发展和应用学术思想。发展学术思想靠学者,应用学术思想靠学者和政治家。

  北魏时期,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力?汉族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关系?汉族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汉族的礼制就是汉族的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

  简单说,如果要继承和发展汉族的生产关系,必须采用、继承和发展汉族的礼制。此外,发展科学技术主要靠汉族的学者和工匠,发展学术思想更只有靠汉族的学者。

  简单说,想继承和发展华夏文明,必须依靠汉人,必须采用汉族的礼制。

  有人可能会说,我不学汉人,学西方可不可以?476年,日耳曼人首领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的开始。这时间还是挺凑巧的嘛。

  然后我们再看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一群人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可以大致地理解为一群人的生活方式。

  笔者认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无优劣,但文明有先进和落后。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在当今世界上,你不能说某个国家、某个族裔的文化比其他国家或族裔的文化天然优越,你也不能说某种生活方式比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天然优越。

  但是文明则不然,西方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领先文明,为全人类提供了大多数的文明产品,这点是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什么是文明产品?就是文明级别的创新,包括科学技术的创新,如互联网,和学术思想的创新,如资本主义。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就必须学习使用西方的文明产品。一个国家如果要创新,必须在西方的文明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但是另一方面,文明和文化又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文明和文化共享很多要素。

  在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是西方在近现代提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无疑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但是同时,这些价值观又是西方文明体系的基石。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很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说西方的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体系的基石呢?因为文明包含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这些价值观是西方的生产关系的最简洁的纲领和目标。或许人们对如何运用和实施这些价值观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价值观无疑都是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基石。

  既然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结合很紧密,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做到滴尘不沾。

  说白了就是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同时要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适合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应该算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完美结合了。

  在古代,汉族的礼制既是汉族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内容,也就是领先文明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汉族的生活方式,是汉族文化的内容。也就是说礼制是华夏文明和汉族文化共享的要素。

  这样,如果你要继承和发展华夏文明,就必须学习汉人的礼制和文化。

  有人可能会问,你一边说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无优劣,一边又说应该学习汉人的文化,这不是相互矛盾吗?因为你的目标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位造福人民的政治家。你要具备一些技能,你要积累一些经验,你的生活会非常繁忙,你要天天和人打交道。这就是你的目标所决定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位隐士,耕读传家,不求闻达于世人,那么你就只要种地读书就可以了。你的生活会非常悠闲。

  政治家的生活方式和隐士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如果你选择了政治家作为目标,你就必须选择政治家的生活方式。如果你选择了政治家作为目标,同时还想过悠闲隐居的生活,这就是南辕北辙了。

  简单说,如果拓跋宏只想象历史中许多胡人君主那样快活地过一生,不想太多的事情,也不考虑自己的历史评价,他没必要实施汉化改革。正因为他想成为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尧舜之君,想成为华夏文明的继承者和推动者,所以他才采用汉族礼制,要求鲜卑贵族和平民学习汉族文化。

  作为生活方式的汉族文化和鲜卑族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想要过得自由自在?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想要继承和发展华夏文明吗?必须学习汉人的文化。

  在古代,只有君主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只要有强大的武力,不论是汉人君主还是少数族裔君主都可以建立国家。如果一位少数族裔君主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来不任用汉人,不采用汉人的任何制度和任何文化,那么他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就不会有任何推动作用。

  当然拓跋宏的雄心或者说苦心也不是每个鲜卑人都能理解,有些鲜卑人能够理解拓跋宏想建立伟大朝代和成为尧舜之君的愿望,有些鲜卑人则很不理解,他们习惯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意改变,这就是北朝时而汉化,时而鲜卑化的原因。

  俱往矣,那些纷纷扰扰都已经远去,许多胡人部族都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而鲜卑族裔也基本消亡,要靠现代的基因检测技术来寻找可能的后裔了。只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作为北朝最为人熟知的伟大君主被世人铭记,因为他的贡献是在文明层次上的。

  简单总结一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段时期,虽然也有岁月静好的平静时期,但大多数时候是乱世,也是儒家相对衰落的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阶层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君主、世族和平民,官僚大多由世族担任。

  尽管许多君主也试图通过儒家思想来提供和加强统治的合法性,但乱世之中,武力为尊。如果君主掌握强大的武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君主不掌握强大的武力,比如权臣掌握武力,君主就任人宰割,权臣篡位也成为家常便饭。
 
  或者说,儒家还是可以提供某种形式上的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实际上统治靠武力。至于对君权的制约,在乱世中就谈不上什么制约了。

  因为儒家制度是一种秩序,如果大家都遵从这种秩序,这种秩序就能够发生作用,既提供统治的合法性,也提供对君权的制约。如果大家并不遵从这种秩序,那么儒家就成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仍然是重要的工具,但是在提供合法性和制约君权方面的作用就很微小了。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上的成果。

  在政治上,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南朝皇帝仍然需要世家大族的拥护,同时也扶持寒门以平衡政治势力。南朝侯景之乱后,世族衰落。南朝有元嘉之治与永明之治,北朝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

  在军事上,南朝大致延续东晋募兵制。北朝在北魏初期采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统一华北后逐渐成为世兵制。北朝后期出现府兵制,成为隋唐兵制的基础。

  在科技上,贾思勰著《齐民要术》;郦道元著《水经注》;祖冲之的天文学著作有《上“大明历”表》和《驳议》,数学著作有《缀术》、《九章术义注》和《重差术》,并对圆周率数值精准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瓷器和造纸业都有新的发展。

  在文化上,玄学思潮衰落,佛道二教继续发展;北朝的《木兰诗》和南朝的《孔雀东南飞》是叙事长诗的代表;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巨著;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沈约著《宋书》、萧子显著《齐书》,魏收著《魏书》,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著《三国志注》;谢灵运开创山水诗,鲍照的乐府诗。在艺术上,南朝以以绘画为主,北朝以雕刻塑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