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谈中国君权的变迁之封建社会和法家社会

  1、封建社会

  当部落选择定居下来,建立城市,在城市外围修建城墙,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管理机构,部落就成为方国,部落首领就成为方国的君主,而部落联盟的首领就成为天下共主,也就是各方国的共主。天下共主本身是中央王国或中央王朝的君主,同时也是各方国君主的君主。在中国古代,黄帝就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夏商周的君主都是天下共主。当方国和天下共主出现后,中国就从部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在部落社会里,部落联盟的首领和部落的首领之间的关系并非君臣,而是盟友。这样,当部落成为方国,部落首领成为方国的君主,部落联盟的首领成为天下共主之后,中央王朝和方国之间的关系既有君臣的成份,也有盟友的成份,而非纯粹的君臣关系。这就解释了在夏商两朝,各方国和中央王朝之间的臣服和纳贡关系并不稳定的原因。中央王朝和各方国之间,有的关系好,有的关系不好,也有关系时好时坏的。

  西周建立后,周天子分封天下,把王畿之外自己不直接管辖的土地分封给同宗贵族(王族)、开国功臣和先代贵族(古代帝王的后裔和商代的贵族遗民),从而建立诸侯国。而这些被分封的王族、功臣和贵族就成为拥有周朝爵位和土地的诸侯。诸侯拥有直接管理自己领地和百姓的权利,同时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朝觐述职等义务。

  此外,周天子还分封诸侯到偏远的地区,让诸侯带领自己的部下和百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开发这些地区,让这些地区成为更适合人们生活的地区。

  当诸侯国建立后,各诸侯国也逐渐对外扩张,最终周王室-诸侯国体系就代替了原有的中央王朝-方国体系。

  周天子分封天下的土地给诸侯,而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把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然后卿大夫再分封部分土地给士。上级贵族分封土地给下级贵族,下级贵族对上级贵族承担缴纳贡物、共同作战等义务。这就形成了逐级分封的封建制度。

  什么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是以封地贵族和平民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社会形态。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结束。其开始的标志是方国和天下共主的产生,结束的标志是:
  a. 各诸侯国越来越多地采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就是设置由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县,其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和考核,而且不能世袭。
  b. 法家制度的实施,加强了君权,削弱了封地贵族的权利。

  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的中央直辖的郡县二级行政制度。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熊通,郡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秦国秦穆公。经过历代改革,郡县制最终成型于秦汉时期。

  社会阶层的划分

  尽管我们可以把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都称为封建社会,但夏、商更类似从部落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而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社会无疑就是西周了。

  在以西周为典型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层是封地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士,被统治阶层是平民,包括国人和野人。

  在贵族阶层内部,天子是天下共主,和诸侯国君主之间是君臣关系;诸侯国君和本国的卿大夫之间是君臣关系;而卿大夫和自己所封的士之间也有家主和家臣的关系。

  贵族统治的合法性

  在封建社会里,贵族统治平民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呢?来自血统。

  简单说,天子拥有天子的权位,是因为拥有天子的血统。诸侯国君拥有诸侯国君的权位,是因为拥有诸侯国君的血统,卿大夫拥有卿大夫的血统,平民拥有平民的血统。

  这种基于血统的合法性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当私有财产制度相对完善之后,私有财产的继承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认为,父亲把自己的封地和部曲转交给儿子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和封地和部曲相联系的权利和地位自然也可以由儿子继承。那么如何解释由儿子继承父亲的封地、部曲、权利和地位的现象呢?人们认为,儿子之所以能够继承父亲的权位,是因为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血统。什么血统?贵族血统。

  西方学者则提出了契约理论,来解释封建社会中贵族对平民的统治和平民对贵族的服从。他们认为,贵族和平民达成了一种隐形的契约,平民效忠于贵族,贵族保护平民。当然要明确的是,这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建立的解释西方历史现象的一种理论。但在封建社会时期,贵族们公开声称的统治平民的合法性就来自他们的贵族血统。

  简单说,从整个社会阶层的角度,有贵族的血统就是贵族,就有统治的权利,没有贵族的血统就是平民,就应当被贵族统治。当然,如果平民立下了功劳,也可以被提拔为贵族。

  封地贵族阶层内部的权利划分

  在封建社会里,各级贵族的权利是如何划分的呢?

  封地贵族根据自己的爵位和职位,有着不同的统治权利。上一级贵族有自己的直辖封地,同时和下一级贵族之间有臣属关系,但是上一级贵族并不能直接干涉下一级贵族对自己封地的管理。举个例子,周天子名义上是整个天下的拥有者和统治者,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但是他并没有权利直接管理诸侯国的百姓。在西方封建社会里,上一级贵族同样不能直接干涉下一级贵族对自己封地的管理,和西周封建社会是一致的。当我们把封建社会定义为以封地贵族和平民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社会形态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才有可比性,才是同类概念。

  对君权的制约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君权是怎样的呢?以西周为例,周天子是最高的君主,但是周天子无权干涉各诸侯国内部的事务。在各诸侯国内部,诸侯国的君主是最高的君主,但是各位卿大夫都有自己的封地和部曲,诸侯国的君主也不能干涉各位卿大夫对自己封地的管理。这些封地和部曲都是贵族的私有财产。此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

  在西方的封建社会里,封地贵族拥有很大的独立性,而国王不过就是最大的贵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一样。因为诸侯国的卿大夫等贵族拥有相当大的权利,常常会由卿大夫来代理国政,而且这种代理朝政的权利还是可以世袭的,从而经常出现架空诸侯国君的现象。在极端的情况下,某些卿大夫还会夺取诸侯国君主的王位,甚至瓜分诸侯国的国土,如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封建社会当然不是什么君主专制社会。

  简单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天子是天下的代表,天下就是文明的意思,就是说,天子就是文明世界的代表。天子名义上有最高的权威,但是天子不能侵犯诸侯国的君主的权利。同样在诸侯国内部,诸侯国的君主是最高的权威,但是诸侯国君同样不能侵犯卿大夫的权利。

  那么这些权利从何而来呢?就是来自传统和习惯,在周朝就是孔子说的周礼。当然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意思是,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所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了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和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这说明,历代的礼仪制度是有继承关系的,商礼是对夏礼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周礼是对商礼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这还说明,先秦时期的古代典籍在后代失传了很多,就如孔子说的夏礼和商礼,还有墨子说的百国春秋(百国的史书)。

  在春秋战国的中后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经常出现类似诸侯国君和卿大夫僭用超规格的礼乐,诸侯国的君主因为私心物欲而相互征战,卿大夫篡夺诸侯国君主之位等现象。所谓礼崩乐坏,就是旧的秩序完全崩溃,旧的平衡被完全打破。面对乱世,如何重建秩序?建立什么样的秩序?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儒道法墨四家。应该说儒道法墨四家学说都包含不限于政治领域的丰富的容,但在这里我们只探讨这四家对于乱世的解决方案。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核心原则,而通过把这一原则应用于当时的乱世,就形成了尊王攘夷和克己复礼的解决方案。

  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直译过来,就是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大臣要象个大臣的样子,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实际上就是说,君主要遵守针对君主的规则,大臣要遵守针对大臣的规则,父亲要遵守针对父亲的规则,儿子要遵守针对儿子的规则。君臣父子要遵守的是什么规则呢?在孔子的时代就是周礼。

  周礼的礼就是指秩序,而秩序就是由许多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周礼就是周朝的秩序,或者说周朝的规则体系。在这个规则体系中,有些规则是君主要遵守的,有些规则是大臣要遵守的,有些规则是父亲和儿子分别要遵守的。孔子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规则,乱世自然结束,治世自然来临,百姓就能重新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在后世,因为时过境迁,周礼不能原样适用了,后世的君臣父子所需要遵守的规则体系,实际上就是由儒家学者来制定和解释的规则体系了。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儒家学说的唯一的核心原则,作为对这一原则的应用,孔子提出了尊王攘夷和克己复礼的具体解决方案。

  孔子认为,面对乱世如何重建秩序?如何恢复到周朝原来的美好秩序呢?对外要尊王攘夷,对内要克己复礼。尊王攘夷中的尊王就是维护周朝的体制,尊重周天子的权威。当诸侯国之间发生纠纷或冲突时,听从周天子的调解和裁决。所谓攘夷,就是对外反击蛮夷或者开疆拓土。

  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的大多数战争不是合乎大义名分的战争,而是各诸侯国因为君主的私心物欲而发动的不义的战争,这些战争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劳役和人员伤亡,无论胜败都会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那么什么样的战争是合乎大义名份的战争呢?在孔子看来,尊王攘夷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此外,奉周天子的命令征伐不义的诸侯国君臣的战争也是正义的战争。

  尊王攘夷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什么说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是内战呢?因为诸侯国的君主都是周天子的臣子,都是周朝人或者说中国人。而且当时中国并非处于分裂或割据状况,而是分封状态,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合法政权。当然随着礼崩乐坏,很多诸侯国被吞并,或者诸侯国君被卿大夫篡夺了王位。

  而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的私心物欲,遵守周朝的规则和秩序。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克己复礼是提高个人的道德和品行的有效方法。而对于春秋的乱世来说,如果执政者能够做到克制私心物欲,遵守周礼,乱世自然结束,周朝的秩序自然恢复。简单说,克己复礼就是用道德来驱使执政者重新遵守周朝的规则,恢复周朝的秩序。

  应该说,孔子的主张既美好,又不现实。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靠什么来回到原来的秩序呢?孔子认为要靠执政者的道德来克制私欲,这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孔子所主张的是一种美好的秩序,尊王攘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即使在今天,这句话我们读起来都感觉如沐春风,都有着鲜活的力量。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还有其他的传承者,如孟子、荀子、以及孔子的多位学生等,在这里就暂不详细介绍了。

  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则认为,如果天下恢复到远古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状态下,天下就自然太平。那么什么力量能够让天下恢复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下呢?不知道。这比孔子的理想更加不可行了。

  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等。道家的黄老派针对汉初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汉初的国力和民力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法家则建议君主通过法、术、势来统治臣民,治理国家。法家通过把国家的人、财、物等资源集中在耕战方面,而尽可能抑制其他方面的活动。这样整个国家成为高效的战争机器,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争霸的胜利。有关法家思想和实践,我们在下一部分详细介绍。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尚贤、尚同等思想。尽管墨家提出的没有差等的爱是一种伟大的理想,但即便在现代社会,没有差别地爱所有人仍然是不现实的,更不要说在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了。笔者认为墨家组织就是一种社团组织,而墨家思想就是一种社团思想。兼相爱就是兄弟们要相互爱护,交相利就是兄弟们要相互帮助。尚贤就是要选出最有才能的人当老大,尚同就是要自觉和老大统一思想。笔者很怀疑墨子的思想是在建立以互助为初衷的社团的过程中发展成熟的。

  墨家学说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以尚贤为例,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封建社会向法家社会过渡的时期,但是君主从来都是世袭的。如何做到选出最有才能的人当天子和诸侯国君呢?除非墨子可以统一天下,建立自己的理想国,否则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至于非攻,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国争霸和相互吞并的时期,这时的战争大多数都是墨子说的“攻无罪”的不义之战,提倡非攻简直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墨家组织在制度上也有些自毁倾向,比如经常帮人守城,失败就殉城,动不动就抹脖子。而且墨家组织也只有在乱世或者诸侯国并存的时代才有生存的空间,到了大统一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容许这种纲领明确、组织严密、力量强大的不可控的组织存在。就墨家对现代中国人的价值来说,墨家的某些理念在现代作为非政府组织(NGO)的思想还是很合适的。此外,墨家在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领域的成就,是对中国文明的伟大贡献,也让我们感受到那个精彩纷呈的时代的风采。

  在战国时期,儒道法墨四家中,儒家依靠执政者的道德,并不现实。道家在争霸之世鼓吹小国寡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而墨家同样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别人要争霸,要吞并其他国家,你倒去帮别人守城。唯一能够解决当时各国的争霸需求的只有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在多个国家都得到应用,而最成功的当然是秦国了。法家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古典军国主义体制,它让整个国家和人民如同机器一样精密地运转,从而在2000多年前就获得让现代人都难以想象的国家效率和执行力。

  2、法家社会

  从春秋战国中期开始,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标志着旧的秩序开始彻底崩坏。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各国都在努力进行国力和军事力量的竞争,强国意图称霸和吞并其他国家,弱国意图自保。当时各国需求的都是在征战中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力和军力的解决方案,而法家就提供了最好的解决方案。于是乎,面对多国纷争的乱世,许多诸侯国都开始采用法家制度强国强兵,其中以秦国最为成功。最终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然后是秦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直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法家时代的结束。简单说,法家社会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采用法家思想和制度开始,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

  法家是如何兴起的呢?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

  法家主要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派。齐法家主张“富民”、“商德保民”、“宽刑省禁”,提倡礼法并用,既强调以法治国,又强调用礼仪廉耻来教化百姓。而秦晋法家则主张“弱民”,重农抑商,“严刑峻法”,反对道德教化,强调君主通过“法、术、势”来统治国家;君主位于法律之上,在君主之下,“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实践的主要贡献者包括:李悝、吴起、商鞅等。魏国李悝变法提倡“尽地力”,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富国强兵”。楚国吴起变法,“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秦国商鞅两次变法改革户籍制度,鼓励耕战,军功封爵,重农抑商,推行县制。

  法家思想的主要贡献者包括: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

  赵国慎到提出“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和官员要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行事。立法权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

  慎到还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艺文类聚》卷54引《慎子》)就是说,君主根据对道的理解来制定和修订法律,这是君主的权利。官员只有遵守和执行法律的权利,而百姓则按照法律为国家缴纳租税,服兵役、劳役等。

  慎到强调“势”,认为“势”或者说权势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

  韩国申不害则强调“术”。他指出,在“法”的前提下,君主要重视“术”,就是君主的权术,也就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只有通过“术”来联通“势”和“法”,才能真正巩固君主的权位。申不害提出的“术”,包括君主要“正名责实”(就是根据官员的职责来考核官员的能力和业绩),“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对群臣进行监督、考查、防范)等,同时还包括设置耳目,监视大臣等。

  申不害还主张,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去听”、“去视”、“去智”,就是装听不见,装看不见,装不知道事情真相,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从而让大臣捉摸不透君主的底细和喜好,没办法投其所好,也就没法掩盖他们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则可以从旁观察,辨别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而秦国商鞅则强调“法”。他主张“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且应该“当时而立法”(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合适的法律。

  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紧密结合,发展出系统化的法家学说。

  韩非子认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这里的“法”是指完备的法律,“势”同样是指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在“法”的方面,韩非子强调“以刑止刑”、“严刑”和“重罚”。在“术”的方面,韩非子强调“术以知奸”。

  法家思想和法家制度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一般来说,我们把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视为法家思想的成熟体,把秦国后期到秦朝的社会制度视为成熟的法家制度。

  总结一下,法家社会就是以法家思想作为主要意识形态的社会形态。具体来说,法家社会就是君主至高无上,通过法、术、势来统治臣民的社会形态。

  法家社会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采用法家思想和制度开始,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当然,从封建社会到法家社会有一个过渡期或者说二者的重叠期。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以封地贵族和平民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社会形态,而法家社会是以法家作为主要意识形态的社会形态。那么中国是如何从封建社会发展成为法家社会的呢?主要通过以下改变:

  a. 极大地削弱了封地贵族的权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大大减少了封地贵族所能拥有的土地总数,官僚制取代世袭制则直接减少了封地贵族的数量。而在君主之下,“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就是降低封地贵族的法律权利和平民相同。

  b. 极大的加强了君权。在封建社会里,诸侯国君不过是比较大的封地贵族,但是在法家社会里,君主就成为拥有无限权利的君主。  

  为什么法家制度在争霸的乱世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国强军?有如下可能原因:

  a. 法家制度极大地加强了君主的权利,从而让君主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上拥有极高效率。
  b. 法家制度让国家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在耕战上,所有和耕战无关的活动都被抑制。
  c.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让君主能够直接控制的资源大大增加。利用这些资源,建立统一指挥的军队,给予统一的装备,让最优秀的将领来指挥,就更有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d. 军功封爵,让平民闻战则喜,热衷于到战场上去谋个富贵。

  简单说,法家社会是最适合春秋战国时期争霸的社会形态,因为法家制度就是一种古典军国主义体制。

  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在法家社会里,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呢?很遗憾,作为法家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法家思想并不提供统治的合法性说明。法家思想是指君主通过法、术、势统治臣民的政治学说体系,但法家并没有说明君主为什么是君主的问题。因为法家学者是通过游说现有的诸侯国君来实施法家制度的,这些现有的国君因为其血统已经有合法性了。换句话说,法家学者要解决的是在乱世中强国强兵的问题,他们没有遇到君主合法性的问题,自然也不会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

  简单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久远的王室血统。历代秦王和秦始皇统治的合法性来自秦国王室的血统。秦国的贵族、大臣、士兵和百姓效忠于历代秦王,是效忠于秦王室的血统。而六国的君主统治自己国家的合法性同样来自各自的王室或贵族血统。

  当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时,秦始皇对原秦国区域的统治的合法性来自秦国王室的血统,但是他对原六国区域的统治就没有合法性了,或者说,秦始皇不能向六国百姓说明为什么他是六国的共同君主。这就是为什么六国的贵族和平民对秦始皇没有任何认同和忠诚的原因。《史记》记载,当刘邦看见秦始皇出行的车驾时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当项羽看见秦始皇出游的车驾时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些说话的口气都完全不象是面对自己的君主。为什么?因为刘邦和项羽都不认同秦始皇是他们的君主,而秦始皇也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他是六国地区的合法君主。当然,时间能够改变这一切,有足够的时间就可以形成传统。比如原楚国的部分国土因为被秦国吞并得比较早,百姓们也已经习惯了秦王室的统治。但在时间还没有来得及改变一切之前,秦始皇对六国的统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六国的贵族和百姓大多认为,秦始皇对六国的吞并和统治完全是基于武力,只要秦始皇的武力衰弱,或者有机可乘,推翻秦朝统治是顺理成章、合乎正义的事情。于是乎,秦始皇死,胡亥乱政,陈胜、吴广起义,六国贵族和平民纷纷响应,仅仅在三个月里,六国就全部复立。然后楚汉相争,汉朝建立。

  对君权的制约

  在法家社会里,存在对君权的制约吗?并不存在。法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的效率和执行力。对于官员而言,上级的绩效考核可以看做一种制约,但是对于没有上级的君主就没有任何制约了。简单说,法家只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而下级对上级特别是对君主是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的。在战国争霸时期,这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外部的制约力量很强大,一旦某个国家出了昏君奸臣,国力必然衰弱,其他国家马上就会打上门来,瓜分该国的土地。在争霸的乱世中,其他国家的威胁让所有国家的君臣都战战兢兢、不敢懈怠。但当秦国吞并六国之后,外部的制约力量完全消失。到了秦朝,秦始皇仍然沿用秦国的管理方式,重用以前的大臣,采用以前的政策,国家仍然正常运转。但到了秦二世胡亥时期,胡亥胡作非为,屠戮兄弟姐妹,杀害有能力的大臣,却没有人能制约他。为什么?因为法家制度没有提供对君主的制约,而外部的制约力量完全消失。

  简单说,法家是个战时体制,一方面看起来似乎极其高效,或许秦国是人类历史上古代时期最高效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对君主不存在任何制约,有些类似专制的制度。但法家制度作为战时体制,是非常成功的。笔者也不同意把现代的民主和专制的划分随意地用到古代,只是简单地说,法家制度是个成功的战时制度,在战时,效率比制约要重要得多了。

  但是当天下安定的时候,这种战时制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后世的学者总结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以秦国为例,战争期间可以军功封爵,日子再艰苦,可以到战场上博一下,还是有富贵的希望。但是秦国吞并六国之后,没有太多仗打了,军功封爵的机会很少了。而秦始皇把秦朝当做放大版的秦国来治理,大肆征发民力,大搞工程。全国人口只有2000多万,有2-300万人从事各种兵役和劳役,民众心里就很不满了。一旦火星落到柴火上,天时、地利、人和齐全,大家就都来参与造反了。

  在战争期间,大家或者求生存,或者求富贵,都是要用命拼的,也不在乎生生死死的问题。但在和平时期,大家都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希望大家都遵守规则,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有保障。在战争时期,拥有无限权利的君主能够让决策变得更高效,而在和平时期,拥有无限权利的君主对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一种威胁。

  简单说,因为法家社会存在这两点缺陷:一是无法为君主提供合法性说明,二是无法制约君权,而儒家思想正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所以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意识形态的儒家社会最终取代了法家社会,而这种取代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