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谈中国君权的变迁之原始社会和部落社会

  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如下社会形态:原始社会、部落社会、封建社会、法家社会、儒家社会、满清官僚社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来看看在中国历史上君权的变迁过程。我们主要关注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和对君权的制约问题。

  首先说明一下,自从君主产生,人类历史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君权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在君权时代,朕即国家,君主即政权,主权在君,只有君主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到了民族国家时代,主权在民,才有人民的国家。

  此外,什么是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简单说,就是为什么你是君主,为什么由你统治,而不是由其他人统治的说明。

  1、原始社会和部落社会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社会阶段。在原始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因为血缘关系而组成的氏族公社。在氏族公社里,氏族公社的首领一般由众人选出,负责分派工作,分发生活物资等。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剩余不多,私有财产还没有出现,就没有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或者说,还没有出现明确的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氏族首领并不能被称为君主或者王,自然也没有君权的说法,也不存在对君权的制约问题。

  部落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部落社会。在部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部落。因为部落之间人员、物资、信息等的交流需要,以及军事需要,部落组成部落联盟,血统最高贵、实力最强大、最有威望的部落首领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部落联盟的首领主要负责各部落之间的协调事宜,而各部落的部落首领拥有管理各部落内部事务的权利。

  在部落社会初期,部落首领一般由众人选出,管理部落的内部事务。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开始出现,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当私有财产可以由父到子被继承后,部落的管理权或者说部落首领的职位也开始被继承。也就是说,部落首领开始出现父传子的现象。当这种现象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习以为常的现象后,这种父子相传的职位继承方式就成为一种传统。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习惯的做法。在部落社会的中后期,部落首领就不再由部众选出,而常常是由部落权贵选出。所谓部落权贵就是部落中有权力和地位的人。

  部落首领的选出和继承是要综合考虑血统、实力、威望的因素,也就是说,部落首领一般由血统最高贵、实力最强大和得到大多数部落权贵支持的人来担任。

  因此部落首领统治部落的权利、部落联盟的首领协调整个部落联盟行动的权利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血统、实力和威望,如下:
  a. 血统,就是你的直系长辈是否拥有或有过很高的权位。
  b. 实力,所控制的人、财、物的多少,最重要的是控制的武力是否强大。
  c. 威望,是否因为道德或相关履历而获得多数权贵的认可。

  部落首领是否可以被称为君主呢?在部落社会早期,部落首领一般不被称为君主。在部落社会的中后期,部落首领可以被称为君主或王,因为他们开始拥有较大的来自传统的权利。

  从部落社会中期开始,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但是私有财产制度并不完善。对部落首领来说,部落里的所有人、财、物都是自己的财产,有时部落首领转让或者赠送部众给他人,并不需要征求部众的同意,这说明部落首领对部众是有所有权的。但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并不完善,并不存在部众对部落首领的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部落社会的早期,部落首领的担任还是需要部落成员的认可,这可以表现为部落成员对部落首领的权利的某种制约。到了部落社会的中后期,就只有部落权贵才能对部落首领的权利有所制约。简单说,只有权贵之间的制约,而没有部众对权贵的制约。

  简单小结一下,在部落社会里,部落首领因为血统、实力和威望而获得统治部落的权力。在部落社会的中后期,部落首领也常常被称为君主或王。在对君权的制约方面,只有部落权贵对君主的制约或者说牵制,而没有部落成员对君主的制约。当然也不会有对君权制约的理论说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代替了采集,畜牧业代替了狩猎,一部分部落定居下来。人们建立了城市,在城市外围修建了城墙,也建立起税务等国家管理机构。这样,部落就成为方国,部落首领就成为方国的君主,而部落联盟的首领就成为天下共主。天下共主本身是中央王国或中央王朝的君主,同时也是各方国君主的君主。方国和天下共主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从部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还有一部分部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仍然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尽管这些部落始终处于部落社会形态,但是其生产力水平也常常随着周边领先文明的影响而不断进步。通过对其他国家和部落的学习,这些部落也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准,比如蒙古部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应该说,这些部落在很多方面更象国家了,但是因为没有国家管理机构,也不收税来支付国家管理的开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部落处于部落社会的晚期,或者说是成熟的部落社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部落社会到封建社会是一种平滑的过渡,部落定居下来,成为方国,部落首领成为方国的君主,部落联盟的首领成为天下共主。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的君主都是天下共主。在西周,周天子通过把王畿之外不直接管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从而形成各诸侯国拱卫周王室的周朝分封建制体系。

  有人可能会问,那奴隶社会呢?难道封建社会不是从奴隶社会演化而来的吗?

  首先我们要给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个明确的定义。以奴隶主和奴隶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社会形态就是奴隶社会,以封地贵族和平民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样的一组定义就是名实相符的定义。

  而贵族是如何产生的呢?因为在古代,当私有财产制度发展相对成熟后,人们认为封邑和封邑的百姓可以作为遗产而被继承。这样当某位贵族拥有封邑和封邑的百姓时,他的后代可以继承这些封邑和百姓。而贵族在拥有封邑和百姓的同时也会拥有爵位。这些封地和爵位都可以被后代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而贵族在解释这种封地和爵位的继承性和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时,声称自己是因为拥有贵族血统而获得的这一切。简单说,所谓贵族血统只是对封地和爵位可以继承的另外一种说法。

 根据奴隶社会的定义,必须是以奴隶主和奴隶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才是奴隶社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存在少数奴隶或奴仆,但是奴隶主和奴隶不是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而是封地贵族和平民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那么这就是封建社会,而非奴隶社会。

  根据考古发掘,夏商周的各个朝代中,奴仆是始终存在的,不论这些奴仆是否符合西方历史上奴隶的定义,但是其数量和平民相比都是微乎其微的。简单说,在夏商周,奴隶主和奴隶并不构成主要社会阶层的划分,所以在这段时期,中国不是奴隶社会。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以奴隶主和奴隶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奴隶社会。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西方历史上有奴隶社会,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是奴隶社会,怎么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奴隶社会呢?认为西方历史上有奴隶社会,所以中国历史上也应该有奴隶社会,这是逻辑错误。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从西方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定可以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

  在探讨历史时的最基本逻辑是,先有事实,后有理论,理论是用来解释事实的。先有历史事实,后有历史理论。先有历史现象,后有历史理论。而奴隶社会作为一种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理论,而非事实。首先在西方历史上客观存在以奴隶主和奴隶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实,然后学者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抽象,提出了奴隶社会的概念或理论。奴隶社会是个理论,用来解释或定义西方历史上以奴隶主和奴隶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历史现象。

  简单说,任何概念都是对客观事实的抽象,因为这种抽象的方式是主观的,所以任何概念都是理论,而非事实。只有对客观事实的具体描述才是事实。所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主要社会阶层划分是奴隶主阶层和奴隶阶层,这是事实。但是对这种事实进行抽象提炼,得到奴隶社会的概念,并把奴隶社会定义为以奴隶主和奴隶作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社会形态,这就是奴隶社会理论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西方的历史现象看做一种历史数据,西方的历史理论就是从西方的历史数据中总结出的理论。而奴隶社会理论也是从西方的历史数据中总结出来的理论。

  我们把西方的历史现象当做西方的历史数据,把中国的历史现象当做中国的历史数据。这样,认为奴隶社会理论可以解释西方的历史现象,也应当能够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就相当于认为从一部分历史数据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可以想当然地成功地解释另一部分历史数据,这当然是错误的观点。
 
  举个例子,金融行业里所说的金融建模,就是从数据中建立模型的过程。模型其实就是公式化的理论。对金融模型的首要要求就是要能够解释历史数据。在金融建模时,当我们拿到历史数据后,我们要先把数据分为两部分,比如数据集A和数据集B。先单纯地从数据集A中建立金融模型,或者说,发现数据的规律,找到公式化的理论来解释数据。当我们得到某个金融模型后,我们就尝试用这个模型来解释数据集B中的数据。如果能够解释数据集B中的数据,这就是个有效的模型,如果不能解释,这就是个无效的模型。在这里,数据集A被称为建模数据集,就是用来建立模型的数据的集合,数据集B被称为校验数据集,就是用来验证模型的数据的集合。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从一部分数据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适用于另一部分数据。至于到底适不适用,要看另一部分数据是否支持这个理论。结果可能是支持,也可能不支持。金融建模是属于理科(science)或科学范畴的内容。我们知道,自然或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如历史学要严谨得多,对于理科的结论,历史学只能接受和应用而不能质疑。

  回到我们的奴隶社会理论,西方的奴隶社会理论是从西方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历史现象,要看能否得到中国的历史现象、历史数据或历史证据的支持。如果获得支持,那么这个理论就适用于中国,如果不支持,这个理论就不适用于中国。当考古发掘的证据始终说明中国历史上奴仆或奴隶的数量和平民相比微乎其微时,这就证明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以奴隶主和奴隶为主要社会阶层划分的历史现象,进而说明奴隶社会理论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形态。

  其次,历史没有必然性,认为西方和中国在历史上应当遵循相同的历史发展路径是错误的认识。

  西方中心论者认为,一条道路通罗马,只有西方的道路才能通向更先进的文明。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西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步,中国历史才算有了进步。如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历史事件,他们就声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只不过是单纯的周期性重复罢了。

  笔者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证明了历史没有必然性,或者说历史的发展不是只有唯一可能。不论中国历史的发展路径,还是西方历史的发展路径,都是由无数的历史节点(历史事件)组成。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可能之后的唯一实现,而非必然性所指的唯一可能。既然每个历史节点都不是必然的,那么整个历史的发展路径也不是必然的。这样在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下,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就很正常了。既然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西方历史上有奴隶社会,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也就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