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明朝的儒家士大夫如何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

  什么是儒家?儒家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思想学术流派。我们也把学习、应用和发展儒家学说的人称为儒家,或者说儒家学者。

  什么是士大夫?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就叫做士。科举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叫做大夫。二者合一,就叫做士大夫。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所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

  什么是技术?技术就是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法。

  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什么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就是西方所建立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体系。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未来不是只有唯一可能),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不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历史发展的唯一可能,但它是我们在目前最好的实现(多种可能中成为现实的可能)。换句话说,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方法体系,但它是目前最先进、最发达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体系。

  中国的儒家士大夫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呢?在明朝后期。

  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希望能够通过游说明朝的士大夫,以获得觐见皇帝的机会,目的是帮助传教。他发现,如果单纯谈论宗教,他很难有机会见到明朝的士大夫。但是如果是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他在士大夫间非常受欢迎,能够很容易见到明朝高级别的文官。士大夫们不仅乐于和他谈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来向他学习这些知识。

  尽管利玛窦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在于结识更多官员,以帮助传播宗教。但士大夫们明显对利玛窦带来的知识要感兴趣得多。在徐光启的坚持下,利玛窦同意了共同翻译《几何原本》。在翻译过程中,许多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讨论,比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等。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后,按照明朝和葡萄牙的协议,外国人死后只能移葬澳门。但明朝的士大夫为了纪念和表彰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万历皇帝破例准奏,亲赐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并由官员“立石为文记之”。下葬时,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根据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载说,“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当时有宫里的人问内阁首辅叶向高说,“远方来的宾客,从古到今都没有赐葬北京的,为什么单单对利玛窦先生如此宽厚呢?”叶向高说,“从古到今,远方来的宾客,你能找到一位道德学问可以和利玛窦先生相比的吗?不谈其他的,仅仅就他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书,就足以获得赐葬北京的荣耀。”)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明朝最高等级的士大夫完全理解《几何原本》的价值。他们称利玛窦为“子”,就是公认利玛窦为当时的大学问家。

  应该说,利玛窦通过传播科学技术来帮助传教的策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的传教士如汤若望等在士大夫们的要求下,也纷纷翻译了大批西方的科学技术书籍。

  但是明朝的士大夫是绝对不可能满足于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也就是说,先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书籍系统地翻译过来,然后组织人学习,做到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融会贯通,然后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对于翻译工作,徐光启表示:“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对于西方人在三千年里逐步积累下来的学问,通过翻译,让我们在几年间就能够享受他们的成果)。

  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时指出,“《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他还指出,“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

  徐光启非常重视数学,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基础。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在给崇祯皇帝的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到,“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论述了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他提出“度数旁通十事”,分别是:历法、水利、音律、军事、理财、建筑、机械、土地测量、医药、计时:

  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

  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

  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

  其六,“营建屋宇桥梁,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的主要贡献在于两点:一是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在当时,无论中西方都还没有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在阐述数学的应用时,提出把数学的应用领域分为十类,分学科进行研究,这是世界级的成就。二是把数学作为基础来研究学问,通过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以求“有理,有义,有法,有数”,这和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完全一致。他对数学的认识和以数学为基础来研究学问的观点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

  不同于当时西方的学者,往往需要寻求贵族或商人的资助以从事研究,徐光启作为明朝的高级官员,自己就掌握着大量资源。他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提出,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历法、水利、音律、军事、理财、建筑、机械、土地测量、医药、计时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而崇祯皇帝表示了积极的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

  在明朝士大夫的广泛参与及明朝政府的组织支持下,明朝人对西方的科技书籍进行了大规模翻译。现在可知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图说》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
  《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矿冶全书(共12卷)》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科隆版
  《测量全义》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罗马版
  《比例规解》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雅克•贝松
  《磁石测量法》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萨拉•安吉鲁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

  当时创作和翻译的科学技术著作的还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等共数千册。

  遗憾的是,不论是徐光启以数学为基础、分学科进行科学研究的路线,还是对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大规模翻译,都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在清朝,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来抵御西方的入侵)。魏源也算是他所在时代的智者了,但是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徐光启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相比,只能让人感叹文明的衰落是如此的清晰可见。

  以上我们描述了明朝的儒家士大夫在面对西方科学技术时的态度。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的价值,表现出真心的喜爱,给与真诚的赞美,并加以虚心的学习。他们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所言所行被记录在史书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呢?如何解释明朝的儒家士大夫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喜爱呢?难道他们不是把科学技术当作玩物丧志或者奇技淫巧吗?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从儒家的本质来看。儒家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思想学术流派,继承、发展和应用儒家思想的人就是儒家学者,也就是说,士大夫的另外一重身份是学者。作为学者,对新鲜的知识感兴趣,不是很自然和正常的吗?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意思是说,如果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当我的老师。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任何人身上都有可以学习的东西。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圣人都需要从普通人身上学习,那儒家学者有谁敢说自己不需要学习了呢?难道你比孔子还牛?

  中国的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说,在其他人那里不起眼的、不重要的东西都可能对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有所帮助。他山之石尚且可以攻玉,那他山之玉呢?当然更要学习。在明朝的士大夫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是理所当然的他山之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向蛮夷学习,得到了千古美名,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为什么赞美?因为士大夫们认为,向任何人学习,哪怕向蛮夷学习,既对自己有所帮助,更是作为学者的谦逊的学习态度的完美体现。

  向蛮夷尚且可以学习,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被明朝的士大夫们尊称为利子,也就是说,一位大学问家,那么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就太正常了。

  有人可能会问,我承认儒家士大夫是学者,但是他们不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吗?应该算是政治或者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吧。可是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知识,这根本不是儒家士大夫的研究领域吧,为什么他们会感兴趣呢?

  简单说,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大多数学者更类似于博物学者。

  儒家始于诸子百家的时代,那时各门各派的学者基本上对天地万物都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庄子的好友,名家祖师惠子(惠施)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数学里的极限概念。名家是探讨名实关系(名称和事实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哲学流派,但是也有这种在数学领域的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并没有学科的分化,所有的学者都是博物学者。

  诸子百家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的乱世,尽管诸子百家对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当时社会的主要需求是结束乱世的解决方案,所以更侧重于国家管理、或者说在国家管理(耕战)方面表现更优秀的法家取得了胜利。汉武帝时期儒家胜法家,也是因为儒家提供了能够解决当时实际的政治问题(君主合法性的来源和对君主的约束)的解决方案。但是儒家有政治方面的应用,并不表明儒家只包含政治思想。

  简单说,诸子百家都是通过研究天地万物,以求获得天地的至理,然后把获得的至理(根本规律)应用于天地万物,一个主要的应用领域是政治,但天地万物不限于政治。

  儒家经典《大学》指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就是大学八目里的“格物”和“致知”。宋朝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也就是说,“格物致知”就是探究天地万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获得的知识有什么用?当然是用在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上。

  为什么儒家士大夫在中了进士、科举之路结束以后,要读一些佛经和道藏?除了交际的需要外,也是为了从其他的角度去认识世界,从而丰富和完善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或者说,完善 自己的世界观。世界观就是对天地万物的总体认识。简单说,儒家士大夫通过通读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并相互印证,以求完善自己对天地万物的认识。

  如果说儒家士大夫对于西方的技术知识,如制炮技术感兴趣,有功利的考量,因为制炮技术有利于国防的话,为什么儒家士大夫会对《几何原本》这种知识感兴趣呢?为什么他们会把《几何原本》的地位置于其他所有引进的书籍之上呢?不仅优先翻译《几何原本》,而且说利玛窦仅仅因为带来《几何原本》这本书,就有资格赐葬北京呢?因为《几何原本》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对世界的认识,儒家士大夫认为这对穷究天地之至理极其有帮助。

  简单说,儒家士大夫,作为学者的工作,就是穷究天地之至理(根本规律),然后把这根本规律应用于天地万物。而西方的科学体系(不包括技术)就是全新的认识天地之至理的方法体系,对于儒家学者有着巨大的启发和帮助,这就是儒家士大夫不仅重视西方的科学,而且把西方的科学置于技术之上的原因。

  通过这里的分析,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儒家是否认为科学是奇技淫巧呢?既然儒家学者的工作是穷究天地之至理,而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及根据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说,科学就是穷究天地之至理的方法及根据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天地之至理。这样的话,从概念上科学就不是奇技淫巧了。

  那么技术是不是奇技淫巧呢?奇技淫巧应该是说没用的东西吧,技术是有用的东西,怎么能说是奇技淫巧呢?比如说,一项能够提高农作物亩产量的技术对负责农政的官员是奇技淫巧吗?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设计对兵部的官员是奇技淫巧吗?一种有效的治水技术对治水的官员是奇技淫巧吗?当然都不是,只要技术有用,就不是奇技淫巧。

  当然我们的上述分析只适用于儒家社会。在儒家社会里,所有人包括皇帝都要受规则约束,而规则是由儒家士大夫制定、解释和最终评判的。那么通过规则约束所有人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天下的兴盛,就是文明的进步。当包括君主、士、农、工、商的所有人都遵守规则、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时,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简单说,在儒家社会里,最高规则是儒家行为规则,而不是君主的意志,儒家行为规则是约束君主言行的。而儒家社会制度(儒家的规则体系)的最终目的也并非是为了维持君主的统治,而是为了维护天下的兴盛。如果某位君主为了利己而弱天下,比如残害士人和百姓,那么根据儒家行为规则,他就不再是君主,而是孟子所说的“独夫”。

  有人会问,你说儒家的规则体系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君主的统治,而是为了维护天下的兴盛,这怎么可能呢?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为什么顾炎武把“亡国”和“亡天下”分开呢?因为儒家的规则体系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法性的。一个人因为言行合乎天意,得到上天的气运加持而成为天子,从而创建新朝。同样他或他的子孙也可能因为言行不合乎天意而失去上天的青睐,而上天的气运就流转到其他的人身上,改朝换代就此发生。简单说,只要这天下还是天下(中国还是世界领先的文明),在儒家看来,改朝换代是很平常的事情。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得更明确,“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就是说,君主与官员都是为了管理天下而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就是说,天下比君主重要得多了。

  既然儒家行为规则体系的最终目的是天下的兴盛或者说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是明显有利于文明进步的,自然会得到儒家的认可,这就是儒家士大夫对科学技术非常热衷的根本原因。

  到了清朝就不一样了。清朝并非儒家社会,而是官僚社会。清朝也没有士大夫,只有官僚。在清朝,最高规则是满清皇帝的意志,而非儒家行为规则,清朝皇帝是不受儒家行为规则的约束的。清朝官僚体制的最终目的也不是天下的兴旺,而是维护满清皇帝的统治。满清皇帝也想得很清楚,如果有一天这天下不再是满清的天下,满清皇帝想必也已经身死族灭,天下再兴旺对满清也没有任何价值。

  既然最终目的是维护满清君主的统治,那么任何对维持满清皇帝的统治没有帮助的事物都是没有用的奇技淫巧了。新的思想有可能带来危害满清统治的改变,可以用奇技淫巧之名去否定,西方的科学对满清的统治没有任何帮助,妥妥的是奇技淫巧。西方的技术当然对满清的统治是有帮助的,但是没有西方的技术,我大清几百年不也过来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学习的紧迫性。当然等到西方打上门来后,再不学习西方的技术似乎国家都要灭亡了,西方的技术还是学点吧。至于西方的科学,还是可以不学。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社会里,科学技术在概念上并非奇技淫巧,在实践中也从来没有被当做奇技淫巧。只有在清朝,才把对维护满清统治没有作用的科学,和对维护满清统治作用不大的西方技术,看成奇技淫巧。

  那么为什么现在似乎大家普遍认为儒家把科学技术当成奇技淫巧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以满清代中国,以满清代儒家,他们认为满清是儒家社会,有的人还认为满清是最经典的、最高级的儒家社会。满清的皇帝和官僚们把科学技术当做是奇技淫巧,智者们就说儒家社会把科学技术当成奇技淫巧。而我们现在的主流历史观,虽然已经被新时代的网友们戳得千疮百孔了,但还是以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的观点为核心的。

  下面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儒家士大夫的一生来看,儒家士大夫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的看法。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不是有一种说法,说古代中国有技术,无科学吗?笔者简单地说明一下。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这取决于你对科学的定义。如果你把科学定义为西方历史上发展出来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和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那么古代中国无科学,四大文明古国都没有科学,就连外星人也没有科学。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西方的科学体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无数次独特选择下的唯一实现(多种可能中成为现实的那一种可能),而非唯一可能。如果你的历史不能在这无数次选择中做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选择,那么你就不会拥有和西方一模一样的科学体系。

  如果你把科学定义为泛指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和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中国古代当然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这种方法体系和现代的西方的科学体系相比当然是非常简陋的,但是和同时代其他文明的科学体系(认识世界的方法)相比,恐怕还是比较先进和有效的。

  好了,我们来看一个儒家士大夫的一生,还是用明朝作为例子吧。

  什么是士大夫?就是先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然后科举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小时候开始读书,先读四书五经,这是基本功。同时学习礼仪,学习如何待人接物。然后还要学着对对联,写诗词,这是写文章的基础,未来交际时也是需要的。还有频繁的考试,有小考,有大考。考好了往往有奖励(如生活补助),也可以通过好的文章或诗词开始刷名声。

  那么这段时间里你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读书,读书是你的职业。

  这段时间里可不可以有娱乐活动?当然可以。适当的娱乐能放松身心,同时有助于培养交际能力。善于待人接物,善于与人交往,不论在学校里,还是以后在官场,都是重要的优势。不会和人打交道,只会死读书,除非你在学术上一览众山小,或者有类似过目不忘的超人才能,否则不论是在科举过程中,还是以后的仕途中都是很难混的。可是如果娱乐太多,天天沉迷在娱乐里,就是玩物丧志了。其实和现在的学生也差不多,适度的娱乐可以放松身心,也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但是沉迷在玩耍中,学业一落千丈,就是玩物丧志了。

  游览名山大川,拜访其他地方的学者算不算不务正业呢?当然不算。先贤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多见人,多见事,增长见识,才能在文章中言之有物。此外,如果能够在名山大川处,留下有名的诗文,刷刷名望,当然对前途大有好处。

  在读书的这段时间里,你能不能学手艺呢?因为你现在的职业就是读书和参加科举,如果不是富裕之家的话,供养一个脱产学习的人常常会给家里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在这段时期,拿了家里的钱,不认真读书,反而去学手艺,同样是不务正业,这些手艺在这段时期就是奇技淫巧了。

  如果经过寒窗苦读,你还是履试不中,连秀才都没能考上,决定放弃科举之路,那么赶紧学一门手艺吧,还要养家糊口呢。

  如果你考中了秀才,恭喜你,不过秀才不值钱,继续努力吧,你还是个全职学生。

  如果你考上了秀才,但是死活考不上举人,最后决定放弃,你还是要学一门手艺,也可以说钻研技术吧,这时候不会有任何人批评你沉迷于奇技淫巧了,毕竟要有个饭碗。

  好了,你考中举人了,这次要大大地恭喜你,因为明朝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就是说,考中举人的难度比考中进士的难度更大。而且一旦考中举人,就进入了士绅阶层。考中举人后你就有了免除农业税的资格,会有人带着田地来投靠你,交租给你。此外,当地的举人也会来帮衬你,以维护举人阶层的体面。这个时候小康是不用愁了,但还做不到富裕。要富裕怎么办,还是要找一门营生,当然你一般不会自己去做,而是作为东家,也就是投资者。

  如果你聪明可爱,得上天青睐,考中了进士,你的科举之路终于迎来了快乐的结局。你现在是明朝的最顶级的士大夫阶层了。

  当你考完了所有的考试之后,你还需要读儒家典籍吗?实际上在多年的考试生涯中,在题海战术的考验下,儒家典籍已经烂熟于心了,而且前面已经没有考试了,再也不需要读了。除非你有志于成为大儒,期望在儒家学说上有所建树,但这种人是凤毛麟角的,而且有没有这种资质,每个人在科举的过程中都心知肚明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既然没有成为大儒的奢望,就不再需要读儒家的典籍了。其实和现在有些学生在高考后扔书是一个道理。

  儒家士大夫再也不用为了学习,为了考试而读书了,现在为什么而读书呢?为了业绩,为了交际,为了娱乐。

  为了业绩,需要读什么书?要读专业书籍和档案。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明朝的中央政府分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共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察、升降、调动等事务;礼部掌管国家的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考试、接待外宾等事务;户部掌管天下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兵部掌管武将的选用、兵籍、军械、军令等;刑部掌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等事务;工部掌管山泽、屯田、工匠、水利、交通、各项工程事务等。

  如果你在这六部中的某一部工作,你在科举考试中学到的东西是不够用的,那你怎么办呢?当然是在工作中学习啦。怎么学习?
  a. 读已经有的档案文件,看以前的官员是如何处理事务的,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效果如何等,也就是读以前的案例,通过案例学习如何处理公务。
  b. 向同事学习,其实在古代大多数工作也是通过团队来完成的。
  c. 在实践中学习,自己琢磨,不断改进。
  d. 根据自己的工作岗位阅读相关的专业书籍。比方说,负责水利工作的官员要读水利方面的著作,如明朝潘季驯的《河防一览》;负责农政工作的官员要读农政方面的著作,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兵部的官员怎么也要读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刑部的官员要读读宋慈的法医学著作吧。

  现在问题回来了,读的这些专业书籍里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技术了。这些技术是奇技淫巧吗?这些技术都是干工作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怎么可能是奇技淫巧呢?

  有人说,通过科举考试选出的官员只懂儒家经典,对实际工作一无所知,所以这些官员把工作做的乱七八糟。这种说法其实是很荒谬的。

  古代的科举考试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务员入门考试,或者说是官员入门考试。科举考试只要能够保证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比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合格的官员,就足够了。也就是说,科举考试选择的不是合格的官员,而是更有可能成为合格的官员的人。而科举考试的通过者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合格官员,只能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检验。在儒家社会的官员考绩制度下,真正有能力的、在工作中善于学习的人,自然会脱颖而出。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不断完善的制度,科举制度也不例外。在明朝的科举制度中,只有进士才能为官,官员如流水,经常调来调去,而吏员常常世袭,长居一地,盘根错节,导致官员容易被小吏所欺瞒。儒家士大夫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用秀才和举人担任吏员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这个解决方案是非常靠谱的。

  有人可能会问,好吧,我承认你是读了不少专业的技术书籍,但是读了不等于会做吧,不是有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光读有什么用?

  简单说,不同岗位和不同层次的官员对技术熟悉程度的要求是不同的。例如,礼部的官员不需要了解和掌握制炮技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说岗位不同,需要学的和做的都不同,这很好理解。而高层次的官员相比低层次的官员需要有更多对整体的掌控,但不需要了解太多技术细节。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员工需要掌握三类技能:技术技能,交际技能和战略技能。技术技能就是对技术细节的掌握能力,交际技能就是和人打交道的能力,战略技能就是整体性、系统性地思考、计划和执行的能力。如果把企业的员工分为高层、中层和底层三类,不同层次的员工对这三种技能的要求是不同的。交际技能是人人都需要的,毕竟现代企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是以团队方式进行了。对于底层员工,对技术技能的要求多于战略技能,对于高层员工,对战略技能的要求多于技术技能。简单说,底层员工要求更多地掌握技术的细节,高层员工不需要掌握太多技术的细节。比如说,阿里巴巴的马云和华为的任知非都公开表明自己不懂技术,但是他们都是管理大师和战略大师,在管理和引导世界级的企业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我们再回到明朝,用工部的官员为例子。如果你是一名工部的底层官员,你工作在第一线,直接管理技术工人和技术档案。这个时候你对技术细节的掌握就要求比较到位。如果你不懂技术,或者不太懂技术,就很容易被蒙蔽。因为你直接负责第一线的工作,如果你的工作出了问题,必然影响仕途。同时你还面临着同僚的竞争,如果你的同僚对技术的掌握比你更精通,那么他在仕途上就会比你有优势。如果你是一名工部的高层官员,比如工部尚书或者工部侍郎,你就不需要掌握那么多技术的细节了,只要对主要的技术线路知其理,知其用,然后相应地调配资源,就可以了。简单说,高层官员只要知道某项技术是解决什么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效果如何就可以了,不需要掌握太多技术的细节,和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是一致的。当然,对技术的了解多一些没有坏处,但如果因为对某项技术的钻研而妨碍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有些本末倒置了。就好像,如果孔子花时间提高自己的捕鱼能力,多了一项生活技能似乎没什么不好,至少在讲学的道路上可以吃得好一点。但是如果孔子把时间都花在捕鱼上了,导致没有时间读书思考和教授学生,就是本末倒置了。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渔夫,却少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就是失败了。

  简单说,岗位不同,层次不同,对技术的掌握要求不同。但是科学是另外一回事,在儒家士大夫看来,科学是天地之至理,所以人人都应当学习。科学是“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技术是“怎么做”。也只有掌握了科学,才可能对技术真正地知其理和知其用(用处),才可能在不涉及技术细节的情况下对技术有真正的理解。

  尽管我们详细分析了不同岗位和不同层次的官员对技术细节的了解的不同需求,但从整体来说,技术不仅是官员个人,也是部门获得业绩的有效手段。比如一项提高农作物亩产量的技术的出现,是整个农政部门官员的业绩。一项新的武器的设计是整个国防部门的业绩。一项新的水利设施的设计和建成是整个水利部门的业绩。正因为技术、特别是新技术对提高业绩是如何地有效,儒家的官员对应用新技术非常的热心,对技术的开发者也常常给与丰厚的奖励,比如直接给与官身,就是官员的身份。如西夏人李定向宋神宗献上了神臂弓,宋神宗直接赐予官身。因为官身上附带着许多利益,授予官身就好象在西方直接授予爵位一样,是非常丰厚的奖赏。

  我们知道为了业绩,儒家官员要读专业书籍和档案。那么为了交际,需要读什么书呢?你所在的圈子里读什么,你就读什么。你想进入的圈子里读什么,你就读什么。比如说,如果你想进入的圈子里人人都在读《几何原本》,你就也得读。

  为了娱乐,要读什么书呢?看各人爱好了。你爱好诗词,你可以读古代的诗词,诗词是很好的娱乐,也有助于交际和仕途,同时以诗词立言,也是很好的选择。

  你还可以读医书。在中国古代,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说法,医生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崇高的。虽然不太可能真正去执业,但是用来养身,那是极好的。

  喜欢旅游的人,可以读游记,写游记。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前人的游记是和古人交流,写自己的游记是和后人交流。

  喜欢历史的人呢,可以读史书,写史书。中国有私人著史的传统,以史书立言,既上承先贤,也足以名扬后世。

  诗词、医书、游记、史书,虽然都可以作为娱乐,但是都足以立言,当然不是奇技淫巧。

  当然如果你对技术感兴趣,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技术,把钻研技术作为一种娱乐,这当然也没有问题。如果你是技术官员,利用业余时间提高工作领域内的技术水平,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当然是儒家提倡的,所谓勤能补拙,“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如果你不是技术官员,但是对技术感兴趣,业余爱好嘛,谁又能说你什么呢。

  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业余时间读什么书,都谈不上奇技淫巧了,本来就是自己的个人爱好,或者用来打发时间的方式。就好像现代,只要不耽误工作和学习,平时看个电视谁会说你玩物丧志呢,现在不是有人说,“没有常识,就多看电视”吗?

  科学和技术就完全不同,因为科学就是认识天地之至理的方法,以及根据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天地之至理,在儒家士大夫看来,科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奇技淫巧。
    
  上面我们从儒家士大夫作为学者身份的角度,和儒家官员为了获得业绩的角度,分析了儒家士大夫对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科学技术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儒家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和古代中国的最后辉煌,让人崇敬和感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超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等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让人高山仰止。能够在短短数十年间,创作和翻译了数千种科学技术书籍,这是怎样的能力和成就。面对他们,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惭愧吗?

  有时我常想,明朝的儒家士大夫面对西方外来的科学技术能够如此毫无芥蒂地给与真诚的赞美和虚心的学习,就连我们现在的人似乎都很难做到。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自己的传统、自己过去所有的经历、经验和体验,在彻底否定传统、彻底否定自己的条件下向西方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又时不时埋怨甚至诅咒自己的祖先,这种纠结的心态恐怕是我们的祖先所无法想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