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彻底否定传统摧毁了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感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里,中国有着独特而悠久的史学传统。从周朝开始,就有专门的史官,负责记录历史。中国的史书不仅记载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记录了当时的天文事件。当我们把史书中记载的天文事件和现代天文学研究的结果相对照时,我们不仅可以准确地定位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更重要的是,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史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术思想流派。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同时开创了儒家的史学流派。孔子曾经“笔削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说,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重新编写了一本史书,叫做《春秋》,作为弟子们学习历史的讲义。如果说《春秋》之前的史书更多的专注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记录,而《春秋》则大大加强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者说,孔子强化了史书作为善恶的最终评价的功能。孔子通过文字的褒贬,清晰地告诉人们,历史人物是善还是恶,是贤良,还是奸佞。通过史书的记录和流传,为善者流芳百世,世人敬仰,子孙后代为之自豪,而作恶者不论生前权势多么喧嚣,多么不可一世,死后必然遗臭万年,世人鄙弃,子孙后代为之羞耻。

  随着儒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史书作为制约皇权、制约强权的工具被发扬光大。任何人只要有志于学,就必须读史、学史。在史书中,说白了就是好人的故事和坏人的故事。好人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必然为后人所推崇,坏人不论曾经多么得意,必然遭到后人千秋万代的唾骂。在儒家的时代,这并不仅仅是历史的评价,好人遗泽后人,坏人遗祸后人。

  儒家史学流派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善恶评价,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评价维护历史的公平和公正。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道德和宗教体系都告诉我们,善念善行得善报,恶念恶行得恶果。但在历史和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遗骸”的现象。尽管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中,这些现象必然是少数,但这些现象对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水平是重大的冲击。如果人人都去仿效这些恶行者,社会就会无可避免地成为乱世,甚至地狱。简单说,如果杀人放火者付出少而得到多,修桥补路者付出多而得到少,则人人都会去仿效杀人放火者。

  举个例子,比如岳飞和秦桧。岳飞是南宋的天才将领,是守护人民的英雄,也是守护文明的英雄。而秦桧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但是岳飞冤死,秦桧善终。如果对岳飞和秦桧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人人都去仿效秦桧,为了自己的私利,什么都可以出卖。那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在经历历史的起起落落之后,还保有自己的文明本质,早就如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的波澜中灭亡了。

  儒家史学流派是如何维护历史的公平的呢?就是通过历史评价增加善行者的收益,同时增加恶行者的成本。

  善行者流芳千古,遗泽子孙,人民千秋万代地怀念他们,崇敬他们,祭祀他们,子孙后代永远为之自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善行者不会死去,他们永远活着在人民的记忆和感激里。这后世的收益难道不比短暂的一生中所可能得到的要多得多吗,难道不比一生中为善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多得多吗?

  恶行者遗臭万年,人民千秋万代地唾弃他们,鄙视他们,子孙后代永远为之羞耻,甚至不承认他们是祖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恶行者已经死去,但他们作为一个恶的标本永远被记录在史书中,就如同书中夹的干枯的树叶标本一样。这后世的巨大的付出,难道不比恶行者一生中所谓巨大的收益要大得多吗?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儒家史学流派通过让善行者获得巨大的利益、让恶行者承担巨大的成本来维护历史的公平和公正。

  有人可能会说,历史真有公平吗?现在大家不都在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吗?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恶行,难道现在的人们不是崇拜施暴者,而鄙视受害者吗?人们似乎没有去谴责施暴者,反而嘲笑受害者,要求受害者去深刻反省其受害的原因吗?这哪里有公平呢?

  这种观点的产生有两点原因:

  首先,现在世界上主流的历史观是基于征服的历史观,而非基于文明的历史观。在基于文明的历史观中是有是非对错的,有利于文明进步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行为就是正确的和正义的,不利于文明进步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行为就是错误的和非正义的。在基于文明的历史观中从来没有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种说法,毕竟,历史上有正义的胜利者,也有非正义甚至邪恶的胜利者。而基于征服的历史观是西方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掩盖其殖民主义时期的罪行。近300-400年来是西方文明飞速发展的辉煌时代,但同时也是其他国家和人民饱受西方国家的奴役和掠夺的黑暗时代。西方为了提供统治世界的软实力和道德力量,必须给这段时期自己的行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法,基于征服的历史观就应需求而生。在基于征服的历史观里,强者征服弱者是从人类文明开端就出现的现象,是正常的。那么西方作为强者征服弱者,这些行为就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正常了,哪个强者会不去征服弱者呢?如果西方反省自己的行为,那就是西方提升了人类的道德水平,道德高地自然归西方所有。很美妙的理论,不是吗?

  简单说,在基于征服的历史观中是没有是非、没有公平的,只有胜利和失败。而在基于文明的历史观中是有是非的,先辨明是非,然后赞扬和认同是,鄙视和唾弃非,这就是公平。

  其次,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历史的断层(清代明导致文明衰落,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彻底否定传统)之后,中国进入精神的乱世,绝大多数人在思想上都一片混乱。自己的传统被彻底否定,西方的东西又没有学到位,什么样的历史行为是对的,什么样的历史行为是错的,都说不清了。先是认为西方是因为征服而强大,中国的衰落是因为不热衷征服,就大骂祖先,大骂儒家。但是现在西方似乎也不太热衷征服了,那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解释不了了。在精神的乱世里,许多人是唯利是从的,也就是说,只看重现实利益。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自然“杀人放火金腰带”比“修桥补路无遗骸”更有吸引力,更值得仿效。

  为什么儒家史学流派要维护历史的公平和公正呢?为了为后世所效仿。

  古人认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荣辱。这里的兴衰荣辱既针对国家,也针对个人。作为国家的兴衰是指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荣辱就是国家的最终评价。当然由于统治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有时对历史上某些朝代的评价也可能是含糊不清的,或者明显错误的。当然没有千秋万代的统治利益集团,对历史的最终的评价必然是明确而公正的。

  对于个人而言,以史为鉴,可以知道自己在后世的评价。也就是说,把史书作为一面镜子,如果你的行为和历史上的贤良一致,你在后世必然得到贤良的评价,如果你的行为和历史上的奸佞相同,你在后世必然得到奸佞的评价。贤良对人民、对国家、对文明有所贡献,他们的美名会永远被人民传颂和赞扬,而奸佞是人民、国家和文明的负资产,他们的恶名也会永远被人民铭记和唾弃。

  当每个人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会被记录在历史上,自己无论多有钱,多有权势,都无法影响后人对自己的评价,每个人自然更可能、也更有动力去仿效贤良,而非奸佞。贤良越多,奸佞越少,善念善行者越多,恶念恶行者越少,社会和文明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向着更正确的方向进步。

  当然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及儒家的史学传统只是一种制约力量,而非唯一决定力量。它们能够增加善念善行的概率,减少恶念恶行的概率,但它们不能彻底消灭恶念恶行。就如同法律可以制约犯罪行为,但不能完全消除犯罪行为一样。
 
  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被彻底否定,历史上的一切王侯将相,都被彻底打倒在地。从史书这面镜子里,人们看到的不再是泾渭分明的贤良和奸佞,而都是黑暗。既然这样,那人们还有必要在乎历史的评价吗?

  既然历史是一片黑暗,那我无论做什么,也不会更差了,是吗?既然历史上没有好人和坏人了,那我无论做什么,你也不能说我是坏人吧。说我是坏人,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好人,谁说的清楚?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回事?谁说的清楚? 

  在中国的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当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后,好人和坏人变得没有差别了。既然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之分,历史只是王侯将相的历史,不是人民的历史,王侯将相不论贤愚,都是反动阶层,都要被打倒。既然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那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许多人只在乎利益,完全不在乎后世的评价了。他们说,我才不在乎后世怎么看我呢?我有没有后代还难说呢?看现在的形势,可能一两代之后我就绝后了。我一辈子吃了、喝了、享受过了,然后给子孙留下一大笔钱,不就可以了。就算后世的人骂我,我也听不到了。就算我有罪,我的子孙可没罪,祸不及子孙嘛。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史学传统,特别是儒家的史学传统。我们要明确,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记录在历史上,经受当世和后世的评价。你做了好事,人民会记得,你做了坏事,人民也会记得。你是好人,人民一定会让你流芳百世,让你的子孙为你自豪,你是坏人,人民也会确保你遗臭万年。

  有人会说,古代的史书都是读书人写的,都是读书人的评价,不是劳动人民的评价,能有什么价值?你说要继承和发展儒家的史学传统,难道还是让少数读书人来评价?

  笔者要说,在普及教育的今天,谁不是读书人?只要接受过教育的都是读书人。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确实只能有少数人接受教育、读书识字,由他们著书立说,记录历史(史实),同时写下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史识),这没有任何问题。

  而在普及教育的今天,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人人都能读书识字,当然人人都有能力有机会著书立说,记录和诠释历史。这就是从古代的“士农工商”到现代的“士民合一,人人为士”。既然人人为士,当然人人都有士的权利。著书立说是士的当然权利,在今天也是民的当然权利。

  那么可以写的史书很多,写什么呢?

  最先要写的有两本,一本是《贤良传》,一本是《奸佞传》。简单说,要把历史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说清楚。

  有人会问,大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不同,有的历史人物我认为是汉奸,别人认为是民族英雄,有的历史人物我认为是民族英雄,别人却认为是妨碍民族融合的罪犯,这怎么办?

  只要做到两点就可以了。

  1、明确告诉读者所使用的分辨贤良和奸佞的标准。

  在写作时,要写清楚分辨贤良和奸佞的标准。是以维护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为标准?还是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标准?是以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为标准?还是以现在社会公认的道德为标准?

  为了说得具体一些,我们用自然科学的学术论文的写作来作对比。

  一篇学术论文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a. 文献综述:介绍本研究在理论上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
  b. 数据:数据的来源。
  c. 方法论:用什么统计学或计量经济学方法处理数据。
  d. 分析:分析数据处理的结果,获得哪些有用的知识。
  e. 结论:研究的结论,在理论体系中的贡献,对于未来研究的启示。

  一部史学书籍也应该包含这些相应部分:
  a. 文献综述:相关领域的史学著作,作者赞同那些观点,不赞同那些观点。
  b. 数据:历史事实来自哪里,是来自其他史学著作,历史资料汇编,还是考古发现?
  c. 方法论:判断贤良和奸佞的标准是什么?生产力水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还是现在社会公认的道德等。
  d. 分析:就是史书的正文。
  e. 结论:就是史识,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是类似《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的部分。

  简单说,明白地告诉读者,自己划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然后由读者去思考这样的标准是否合理,根据这些标准对历史人物的划分是否合理。毕竟读者是最终的评判者,读者也应该有自己的结论。

  2、多个史书品牌进行市场竞争。

  每位作者、每个创作团队可以创作自己的史书品牌和史书系列,然后让读者去评价你(们)的著作,去做出最终的判断和选择。

  在人人为士的时代,最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书籍,必然符合以下标准:
  a. 史实:能够最可靠地记录历史事实。
  b. 史识:给出的历史评价最合理、最有正能量,能够给大多数人以名誉。

  至于那些为了满足少数人私利、侮辱多数人的所谓历史理论,自然会被人们所唾弃,而且人们也会把创作这些理论的恶行记录在历史上,让“创作者”们的子孙后代为之羞耻。

  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史学传统,能够增加善念善行者的收益,增加恶念恶行者的成本,从而让社会中有更多的善念善行者,更少的恶念恶行者。让人们有更大可能行善,更小可能为恶。

  人类文明的发展从长期来说是由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推进的,但在短期来说,单纯依靠现实利益,并不能保证决策者总是做出有利于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决策。就象人们常说的,既成的利益格局很难打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史学传统,让历史重新成为一面清晰的镜子,照出真善和丑恶,预示美名和恶名,让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感,能够给决策者一个理由、一点动力更大可能地做出有利于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