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儒家的兴起

  这篇文章主要谈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被采用,但在汉武帝时期被采用的原因。

  什么是儒家?儒家是孔子创立的思想学术流派。面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百姓困苦的问题,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主、大臣、父亲和儿子都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履行各自的职责。而最终目的是“尊王攘夷”,也就是说停止内战,在周天子的旗号下,共同对外开疆拓土。应该说孔子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秩序,在诸侯国之间的征战中,无论谁胜谁败,百姓都是受害者,而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秩序下,百姓才能有好的生活。即使在现在,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尊王攘夷”都是理想中最好的秩序。有着共同认同的一群国家,没有内耗,共同对外开拓,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秩序吗?

  但当时各诸侯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强化国力和军力,强国意图吞并,弱国意图自保。儒家并不能解决各国国君的现实问题,所以不被采用,而法家则通过鼓励耕战,加强政府权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运作的效率,解决了诸侯国君面临的问题,这就是法家思想和制度被采用的原因。而秦国在法家制度的施行上是最成功的,从而最终吞并六国。

  但是如笔者在《谈法家》一文中所说,法家制度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没有对君主的制约,二是法家制度本身不提供统治的合法性。

  这两个缺陷在秦国吞并天下的时候不是问题,但在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就成为严重问题,同时也是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秦二世胡亥胡作非为,法家制度无法制约。六国民众对秦朝毫无认同和忠诚,有造反的机会就参加。最终因陈胜吴广起义而掀起六国复国运动,最后推翻秦朝。

  汉代秦,汉承秦法,也就是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法家制度,同时也继承了法家制度的缺陷。

  汉初虽然采用黄老的无为之治,但黄老之治并非什么治国制度,当然更不是什么道家治国。实际上,多年战争之后,国力和民力都匮乏,没有资源搞什么大工程,所以与民休息。另外,建国初期,问题会比较少,没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无为而治也就可行了。但等到国家持续日久,问题就开始大量出现,无为而治,什么都不干,如何解决问题?问题就放在那里看着吗?

  刘邦是平民皇帝,没有追溯久远的贵族血统,自然没有来自血统的统治合法性。法家制度也不能提供统治合法性,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你当皇帝呢?

  如果说你是“兵强马壮者为天子”,那我只要打败你的军队,是不是我就可以当皇帝了呢?

  不仅是天下人在问皇帝,就连皇帝的兄弟们也在问,凭什么你当皇帝,就凭你上任皇帝喜欢你?我也是先帝的子嗣,只要我打败你,是不是我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当皇帝了呢?(这也是汉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的重要原因)

  皇帝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皇权没有制约,汉武帝时期,动用汉朝先帝积累的国力,反击匈奴,最终重创匈奴,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汉武帝是一个独断专行的皇帝,他统治期间,“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如何制约皇帝?法家没有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提出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是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朝的儒家思想是在孔子的儒家思想基础上发展的,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

  “天人感应”理论同时提供了统治和造反的合法性或者说合理的解释,此外还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对君主的制约机制。

  儒家认为,上天对任何人都没有固有的偏爱,如果你的言行符合上天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儒家行为规范),就会得到上天气运的加持,从而成为君主。但上天会持续监视你的言行,如果言行不符合上天的要求,上天就会以灾祸加以警示,同时你的气运就会削弱,如果言行严重违背上天的要求,就会完全失去上天气运的加持。而上天的气运就会流转到下一个言行符合上天要求的人身上,从而旧朝被推翻,新朝建立,新的君产生。

  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提供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如果君主的言行符合上天的要求,就会得到上天的气运加持,臣民就应当服从。

  “天人感应”理论同时提供了造反的合法性,如果君主的言行严重违背上天的要求,失去上天气运的加持,推翻这个君主,另立得到上天气运加持的新君,也是顺应上天的要求了。

  为什么儒家要提供造反的合法性呢?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给汉代秦以合理解释。如果造反没有合法性,汉朝推翻秦朝就不合法,汉高祖刘邦的皇位不合法,那后面的汉朝君主的合法性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什么是上天的要求呢?谁说了算呢?当然不是皇帝,如果由皇帝确定什么是上天的要求,那就变成皇帝的自我评价,这和法家制度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上天的要求由儒家解释,而儒家行为规范就成为上天的要求,从此儒家获得了话语权。儒家的话语权的主要用途就是制约皇帝,而话语权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皇帝的评价权和批评权。在法家社会里,没有人有资格评价皇帝,而在儒家社会,评价皇帝的言行就成为士和大臣的权利和重要工作。

  儒家社会代替法家社会之后,各社会阶层的权利发生了如下变化:

  皇帝:获得了有条件的统治的合法性,安全感大大增强,而条件就是皇帝要服从儒家行为规范,皇帝的言行接受受儒家行为规范的约束。

  士/大臣/世家/士大夫:获得了话语权、批评皇帝的权利、制约皇帝的权利,安全感大大增强。

  民(农工商):在法家社会里,老百姓只有执行命令的份了,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但在儒家学说中,有很多保护百姓利益的内容,比如不能与民争利,法家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因为儒家制度能够解决汉武帝时期的现实问题(皇权的合法性和皇权的制约),满足了皇帝和士大夫阶层的需求,所以被采用。因为儒家制度提供了对皇权的制约,所以儒家制度取代法家制度是历史的进步。

  当然汉代儒家制度的施行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儒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非常正常的。对一个国家而言,除非你从国外直接引进一套已经经过长期试错、演化和完善的制度,可以做到制度一步到位,如果要自己开创一套制度,需要很长时间,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开创制度是少数领先文明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也是这些领先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主要贡献,而大多数国家是没有必要考虑这样奢侈的事情的。

  此外,“天人感应”理论也是制约皇权的起点。在中国历史上,随着儒家制度的发展,皇权相对于士大夫的权利是持续衰弱的。

  现在有些对儒家的批评非常莫名其妙?比如一谈到儒家,就说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家不也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吗?实际上任何官方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中国的儒家制度、欧洲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难道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难道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关键看统治阶级是谁?现在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人民群众,是吧,有什么问题呢?

  批判2000年前的统治阶级,那你给我推荐一个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没有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有吗?

  还有人批判2000年前的君主制,且不说现在英国还是君主制,在当时不采用君主制用什么?用罗马的奴隶主民主吗?

  时代在进步,人类文明在进步,我们做得会越来越好,但每当我们获得一点成功,就把我们的过去彻底批判一遍,这是非常荒谬的。

  评价过去要有标准,用现在作为标准去评价过去,那所有国家的全部历史都成为一片黑暗了。那么合理的标准是什么?有两个,一纵比,和当时之前的时代比,要是时代的进步,而非退步;二横比,和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 要是当时世界的领先文明。

  两项比较下来,当时的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当时的中国文明就是世界领先的文明,你们还能要求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