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谈唐朝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简单探讨关于唐朝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以及其他重要问题。

  1、唐太宗李世民的血统

  有人声称唐太宗李世民是汉人和鲜卑族裔的混血,这种说法对吗?这种说法存在很大问题,主要包括两点:
  a. 这种说法混淆了文化和血缘的概念,认为文化有差异就说明血缘不同,这种逻辑是错误的。
  b. 汉人的血统是可以考证的,但鲜卑族裔的血统是很难考证的,这样如何说明李世民是汉人和鲜卑族裔的混血呢?

  首先明确几个概念。文化就是一群人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一群人的生活方式。而血缘就是遗传基因的联系,血统就是遗传基因的传承。

  李世民的父系来自汉人,汉族裔既是基于文化的共同体,也是基于血缘的共同体。汉族的血统传承至今,是可以研究考证的。现代基因研究发现,汉族是世界上主要族裔中父系血统来源最单一的大族裔。也有学者表示60%-70%的汉族人的父系来自数千年前的五个超级祖先。

  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鲜卑化的汉人,就是曾经采用鲜卑族裔生活方式的汉人。他的祖母独孤氏是鲜卑族裔,来自鲜卑拓跋部。

  对于鲜卑族裔,或者鲜卑拓跋部,可以大致地看成基于文化的共同体,这里的文化就是指鲜卑族裔的生活方式。但是鲜卑拓跋部并非基于血缘的共同体。根据史书记载,鲜卑拓跋部是鲜卑诸部中组成非常复杂的一个部族。其人口组成包括拓跋氏本部,还有逐步发展壮大过程中吞并的北匈奴余部、秽秣人、肃慎人、扶余人及诸多杂胡。因为鲜卑拓跋部的组成复杂,其血缘的来源自然多样。

  举个例子,鲜卑拓跋部的王族拓跋氏自称是黄帝后裔。而黄帝大概率是汉族裔的几个超级祖先之一。这样,汉族裔中以黄帝为祖先的部分人和鲜卑拓跋王族就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

  实际上,在上古时代,随着黄帝部落的繁衍和壮大,某些后裔生活在在平原地区,采用农耕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某些后裔迁徙到草原地区,采用游牧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这是完全可能的。或者由于气候的变迁,比如降水的减少,曾经以农耕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地区改为以游牧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简单说,黄帝部落大概率有后裔生活在草原上,假设黄帝部落只是农耕族裔的祖先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现代基因研究的结果说明,文化和血缘完全是两回事,汉族裔和相当数量的少数族裔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而汉族裔和少数族裔的不同主要是文化或者说生活方式的不同,而生活方式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导致的。

  李世民的祖母是鲜卑族裔,这只能说明他的祖母出生时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可能和汉人有差别。实际上,从北魏到北周到隋唐,汉人和鲜卑人长期混居,生活方式应该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融合了,他的祖父母的生活方式也未必有太大不同。而他的祖母到底是什么血统,是否不同于汉人,还需要现代基因科学考证,并不能妄加断言。

  假如说李世民的祖母,作为鲜卑人,是黄帝后裔,而李世民的祖父,作为汉人,也是黄帝后裔,那么李世民当然不是混血。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说李世民是混血,就必须证明其祖母独孤氏的血统不同于汉人,或者说独孤氏来自鲜卑部落中和汉人没有共同父系祖先的那一支,这是很难证明的。

  只有血缘不同的配偶的后代才是混血,文化不同的配偶的后代当然不是混血。难道文化不同的国内华人和海外华人结婚后的后代也成了混血吗?

  简单说,汉族的血统可以考证,鲜卑族裔的血统庞杂,很难考证。在唐朝,汉人和鲜卑人的不同只是文化或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不一定是血缘的不同,所以说李世民是混血没有证据的。既然李世民的父系来源和文化认同都是汉人,那么李世民就是血缘和文化意义上的汉人君主。

  在现代基因科学出现之前,历史学中的种种血统之说常常只是历史学家的猜测和想象。在基因科学出现之后,血统就成为严肃的科学命题,不再有模糊的空间。至于某些历史学者,认为李世民似乎采用了某些鲜卑的习俗,就说明他有鲜卑的血统,这就是把文化和血缘混为一谈,是明确的逻辑错误。

  2、唐太宗李世民对胡人部族的怀柔政策是正确的吗?

  唐太宗李世民表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他对胡汉部下和百姓一视同仁,对于臣服的胡人部族采用怀柔政策。如果胡人首领及其统率的部族对李世民展示出他们的忠诚和服从,李世民就给予他们大量的物资和技术,提升了他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时还派出将领去指挥他们作战或者和他们共同作战,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军事水平。有人质疑李世民的这种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从根本上提高了胡人部族的文明水平,从而为后世的中国带来了隐患。

  笔者不同意这种质疑,主要有两点:

  a. 历史经验说明对胡汉一视同仁是处理胡汉关系问题的最好方法。

  李世民希望通过对胡汉一视同仁,从而成为胡汉共同的君主,能发挥胡汉的合力开疆拓土,开创盛世。作为君主,你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一视同仁,还是有所保留,大家都是能够看到的。儒家认为,“君为臣纲”,就是说,君主要先成为臣民的表率,然后才能要求臣民的服从。如果君主对大臣有所保留,那么大臣对君主自然也会有所保留。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如果君主对忠诚和服从的胡人将领和百姓有防范之心,自然胡人将领和百姓对君主也做不到推心置腹,这种忠诚和服从也很难持续下去。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历代汉人君主在处理胡汉关系方面的经验就是,要一视同仁,要公平。如果你歧视属下的胡人将领和百姓,自然胡人的忠诚会减少,发动叛乱的可能性会增加。但是如果你给与胡人以高于汉人的特殊待遇,就是亲蛮夷而离骨肉,汉人自然会离心离德,你在汉人这里的合法性都没有了,自然是亡无日矣。

  简单说,对于君主来说,谁为我效力,我就给谁以荣华富贵;谁对我忠诚,我就信任谁;不论胡汉,一视同仁。当然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在危机关头,要有所取舍的时候,当然要选择汉人,汉人是基本盘,没了汉人的支持,难道当光杆皇帝或者儿皇帝吗?

  当然作为君主,你可以优先提拔自己更欣赏的某位汉人或胡人部下,这是君主的权利。但是如果你同时统治着汉人和胡人,你的部下中有汉人也有胡人,歧视胡人整体或者歧视汉人整体就是取乱之道甚至自取灭亡之道。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汉人君主对待治下的胡汉臣民都会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对于胡人将领,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和汉人将领等同。对于胡人百姓,或者因其旧俗而治之,或者改土归流,和汉人百姓同等对待。而许多少数族裔君主却常常会有些胡汉区别性对待的政策。这些少数族裔君主统治的朝代往往很短暂,在后世也常常受到儒家的批评,同时他们的行为也不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而能够做到对胡汉一视同仁的少数族裔君主大都成为儒家认可、后人称道、现代人接受的明君。

  b. 每个朝代解决每个朝代的问题,后世的问题由后人解决。

  每个朝代做每个朝代的事情,每位君主解决每位君主的问题。李世民通过对胡汉一视同仁解决了他所在时代的问题,建立了他所在时代的平衡。到了后世,这种平衡被打破,新的问题出现,就轮到后人来建立新的平衡,解决新的问题了。

  后世的诸葛亮们总是设想利用自己的现代知识,在历史的某个早期时间点,就提出某种完美的解决方案,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古人没有现代知识,一位开国君主也不可能提前预知自己的朝代或者后世的朝代是如何灭亡的,然后提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准备好防范措施。他们只能针对自己获得的信息和掌握的资源来尽可能好地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李世民做得已经是非常出色了。在李世民之后,就是后世的君主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此外,完美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认识是个自我更新的迭代过程,而实践是个试错的过程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总是解决了旧问题,就会产生新问题,每天都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而在不断解决新旧问题的过程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人类对世界的改造不断深入,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在古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于现代落后,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必然相对于现代落后。如果我们把生产关系,即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组织方式,理解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广义的解决方案,那么古代的解决方案就必然是相对于现代落后的,必然是不完美的。

  c. 中国作为领先文明有着提供文明产品的责任。

  中国作为从遥远的古代直到明朝末年的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有作为领先文明的责任,就是提供文明级别的产品。这些文明级别的产品包括伟大的科学技术的创新(如造纸术等)和学术思想的创新(如诸子百家的思想)。简单说,向世界提供文明产品,是领先文明的责任和贡献。而中国作为领先文明,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期许和要求。

  此外,领先文明从来都是开放的文明,中国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领先文明当然也是开放的文明。汉、唐、宋、明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之一。故步自封、闭关锁国从来就无法造就什么文明,更别说什么领先文明了。

  3、唐朝应该主动向草原输出儒家思想吗?

  有些人表示,唐朝不应该向臣服的草原部落输出科学技术,而是应该输出儒家学说,这样就能彻底解决外患问题了。

  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的内心是极其扭曲的。简单说,他们认为儒家是亡国之术,所以想用这亡国之术去害其他国家。

  为什么有这种心理扭曲的人?根源还是在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在满清政府倒台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建立起有威望和执行力的中央政府,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状况。这导致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实质性的改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建立有威望和执行力的中央政府就可以了,也许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法。

  但是有些人并不愿意接受这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而是认为满清政府倒台之后,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深层次的改变,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太深厚,阻碍了对西方思想、对民主和科学的学习。他们认为必须引进西方的文化,然后用西方的文化来培育西方的制度,于是他们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到底是文化培育制度,还是制度塑造文化呢?当然是制度塑造文化。实际上,从来都是少数人建立制度,然后制度改变大多数人的文化(即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就是在儒家制度建立之后逐渐形成的。谁建立的儒家制度?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君主和士大夫,而非百姓。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谁建立的?当然不是人民,还是精英。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才逐渐塑造出大多数人认同的民主文化。再举个极端的例子,看看现在北朝鲜的制度和文化,是制度塑造文化,还是文化培育制度呢?当然是制度塑造文化。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的文化培育制度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状况,他们指望他们引进的西方文化,引进的民主和科学能够说服当时的军阀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吗?当然不可能。

  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认为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对西方文化、对民主和科学的引进。他们认为,既然向西方学习是正确的,引进西方文化是正确的,那么彻底否定和批判儒家,批判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就是政治正确了。在他们看来,儒家也罢,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也罢,自身的好坏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阻碍了向西方学习,就是阻挡了历史进步的脚步,就必须被碾碎。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待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态度的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而非学术活动。在政治运动中,只需要政治正确,不需要学术真相。只要在政治运动的发起者看来,某些人或者某些事物阻碍他们认为的历史进步的脚步,这些人或者事物就必须被打倒。对于儒家而言,智者们认为,儒家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并不重要,只要儒家阻碍了向西方学习,就必须打倒儒家。换句话说,智者们认为必须从中国人的思想中彻底根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思想,然后才能为西方思想腾出地方来。

  既然反儒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对儒家的所谓批判不过是些政治口号罢了。仔细读读这些政治口号,我们就会发现,99%的对儒家的批判在逻辑上都是不自洽的。在这里笔者就不详细展开讨论了,我们还是回到本节的主题。

  我们先看儒家是否是亡国之术,然后再看唐朝以及后世的中原政权是否应该主动向草原输出儒家思想。

  那么儒家是亡国之术吗?或者说用儒家会导致国家必然灭亡吗?这里的国家实际上是指朝代或者说政权。

  反过来问,如果没有儒家,朝代或者政权会千秋万代吗?当然不会。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没有千秋万代的朝代,也没有千秋万代的政权。在古代,朝代或者政权总是要灭亡的。也就是说,有没有儒家,朝代都要灭亡。

  那么用儒家和不用儒家的区别在哪里?不用儒家,朝代注定短命;用了儒家,朝代才有长命的可能性。当然用儒家并不能保证朝代的长命,毕竟朝代的延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长命并非永生,朝代最终还是要灭亡的。这里说的用不用儒家是指,是否把儒家作为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

  为什么用儒家,朝代才有长命的可能性?因为儒家为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即君权天授。儒家通过对天意的解释,为君主提供了有条件的合法性。当然在古代,朕即国家,君主即政权,只有君主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既然君主就是政权,君主的合法性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忠于君主就是忠于国家,背叛君主就是背叛国家。

  儒家的“君权天授”理论声称,合乎天意的君主是有合法性的,不合乎天意的君主是没有合法性的。什么是天意?儒家解释的天意实际上就是儒家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如果君主遵守儒家行为准则,那么君主就有合法性;如果君主违背儒家行为准则,那么君主就没有合法性。这样,儒家既为君主和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君主施加了约束(要遵守儒家行为规则)。

  儒家行为规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儒家学者通过对先王之道、圣贤之言、当时之势的思考总结而来。当然儒家是个学术思想流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儒家思想在不断为新旧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与此同时,儒家行为规则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和自我更新。

  在儒家社会里,对君主的服从是有条件的,而从逻辑上来说,有条件的服从也自然意味着有条件的不服从。也就是说,如果君主遵守儒家行为规则,是明君,用贤臣,那么臣民有忠诚和服从的义务,就不应该造反;如果君主违背儒家行为规则,是昏君,用奸臣,那么臣民就没有忠诚和服从的义务,也可以通过造反推翻这样的君主。这样儒家社会的共识就是通过各种方法,让君主成为明君,让贤臣在位,从而创立治世,而非动辄通过造反、通过改朝换代来解决问题了。这就是儒家的朝代有长命的可能性的原因了。

  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儒家社会的中原政权,主要有两类,一个是法家社会或者说法家政权,另一个是武人当国的政权。法家社会就是君主至高无上,拥有不受限制权利的社会,法家君主要求臣民无条件的服从。而武人当国的政权,就是凭借武力而统治,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社会。

  在法家社会里,法家思想并没有为法家君主提供合法性的说明,法家君主同样主要依靠武力来统治臣民,来获得臣民的畏惧和服从。法家君主一方面要求臣民的无条件服从,另一方面却又无法说明臣民为什么要无条件服从于君主,所以时常得到的是造反者的无条件不服从。在儒家社会里有明君贤臣治世之时就不应该造反,昏君奸臣乱世之时就应该造反的逻辑,而在法家社会里就只有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造反逻辑了。换句话说,既然法家君主说不清楚自己凭什么是天下人的君主,自然天下人都会觊觎君主的权位。法家君主的政权强大时,少数勇士(如陈胜、吴广)会试探你的虚实,一旦发现可乘之机,天下人就会蜂拥而起,一同来推翻你,这就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为什么法家政权短命?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而对于武人当国的政权,就是谁掌握武力,谁就可以当君主。不论是现有君主、权臣、军阀,还是造反者,只要掌握武力,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政权短命也很正常。

  简单说,在中国古代,用儒家,政权才有长命的可能,不用儒家,政权就必然短命。这就是后世君主都选择儒家作为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原因。

  那么中原政权应该主动向草原输出儒家思想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某个草原上的并不臣服唐朝的大国的君主,采用儒家思想作为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他接受了儒家的春秋大一统的观点,认为天下只能有一位真正的天子,但是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子,或者声称,真正的天子只能出生在草原上。

  然后这位君主开始招揽文臣和谋士,同时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研究如何在中原建立政权,建立政权之后如何治理天下,如何获得士心和民心。如果唐太宗听到了这个消息,恐怕立刻会把这位君主作为第一号敌人吧。

  为什么说胡人无百年国运?因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当中原政权强盛的时候,当然胡人没有任何机会。当中原疲敝的时候,胡人趁势而起,在中原建立政权。但是马上建立政权,不能马上治之。国家治理得不好,自然灭亡的概率大,灭亡也快。换句话说,胡人如果只有武功,没有文治,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不可能长久。

  那么从儒家经典里能够学到什么呢?
  a. 建国之道,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无数案例佐证。
  b. 治国之道,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无数案例佐证。
  c. 中国的内部状况,从历史到现实一应俱全。
  d. 中国人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

  当一位草原君主学习并掌握了这些内容,他就不仅可能建立武功,而且可能创立文治。尽管学习儒家、应用儒家都不容易,就算用了儒家也不能保证成功,但是毫无疑问他对中原政权的威胁会大很多。

  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中原政权和草原政权的最大区别在于文明水平的差异,也就是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当中原政权,或者说中国处于正常状况时,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自然会导致更高的军事技术水平和战争水平。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自己不出问题,少数族裔也罢,胡人也罢,都是没有机会的。现在有些奇怪的人,提出一些奇怪的观点,让人觉得似乎在历史上少数族裔政权在军事上总比汉人政权强大,这当然和历史事实不符。中国历史上由汉人君主统治的中原政权和由少数族裔君主统治的中原政权相比,数目多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简单说,中原政权并不是太热心向外部的敌对势力或者统治不太稳固、可能发生叛乱的地区输出儒家思想。当然如果你主动来学习儒家思想,中原政权会表示欢迎;如果你购买儒家经典,把儒家经典带回国去,中原政权也不反对。但是中原政权并不会热衷于让不臣服的草原部落通过学习儒家来成为完善的政权。

  从社会形态上来说,草原部落处于部落社会时期,是封建社会之前的时期,而儒家经典里包含了封建社会、法家社会、儒家社会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方面面的内容,简直就是建国大全和建制大全。如果少数族裔君主真的采用儒家学说,也要追求大一统和王天下,就是要和汉人争夺天下的主导权和文明的主导权了,毫无疑问这种少数族裔政权对中原政权的威胁要大很多。

  4、唐朝的羁縻制度

  我们来看看唐朝的羁縻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历史作用。

  汉朝常常册封少数族裔的首领为“王”、“侯”或“邑长”,实际上是类似分封诸侯国的形式。每位“王”、“侯”、“邑长”都有自己大小不同的封地。

  在南北朝时,中原政权开始采用羁縻政策取代原有的册封制度,不再封赐少数族裔首领或他国君主以王号,而是给与直属的官职。如南朝宋顺帝就曾封百济国君为“镇东大将军”,封日本国君为“安东大将军”。当然这种在领土范围之外的封赐只是名义上的。

  在唐朝时,中原政权对领土和势力范围内的少数族裔首领开始普遍采用羁縻制度,封赐少数族裔首领以直属官职,以体现其“华夷一家”的思想。如渤海国君被封为“忽汗州大都督”,疏勒国君被封为“疏勒都督”等。

  具体来说,唐朝的羁縻制度分为三种情况:

  a. 在内地设立的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但是负有如下义务:忠于中原政权,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不吞并其他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按照中央要求提供军队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

  b. 内属国,如疏勒、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自己的领土范围。但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原政权的册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皇帝问”。

  c. “敌国”或“绝域之国”,如吐蕃、回纥、日本等,虽然可能也有册封,但多是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于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唐朝通过羁縻制度实现了以下效果:

  a. 实现了法理上的统一。在古代,朕即国家,君主即政权,主权在君。只有君主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少数族裔生活的羁縻州县或内属国由此成为中原政权领土的一部分,少数族裔首领接受中央官职之后,就是为中国天子守土。

  b. 是传统和现实的结合。一方面采用了少数族裔习惯的方式来治理其生活的地区,另一方面也让少数族裔以和平和渐进的方法来学习汉族的领先文明和汉族文化,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学习先进的生产关系。

  c. 对少数族裔首领来说,并没有损失实际利益,利益还有所增加,也消除了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少数族裔地区的军事威胁。

  d. 对于少数族裔平民来说,远离了战争的威胁,能够以和平的方式从汉地获取所需的生活用品,也能安心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