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海外华人如何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长久的领先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但是世界上没有千秋万代永恒的文明。在长久的辉煌之后,中国文明经历了两个历史的断层。一个是清代明,清朝的官僚社会取代明朝的儒家社会,导致文明衰落。第二个是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从而带来了精神上的乱世。而海外华人也无法回避这种精神上的混乱。

  海外华人处于精神上的乱世的主要表现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西方在近代崛起的过程中,建立了西方的历史观、世界观和统治观,而华人,包括海外华人,在这些理论中,以及从这些理论衍生出的话语体系中,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不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往往在这些话语体系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消极角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和民主两个核心问题而组织的,而华人在这两方面都不被信任。

  a.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华人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易感人群,因此西方人质疑华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

  b. 在西方的民主和专制二分法下,西方的历史被认为是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中国的历史被认为是漫长的专制的历史,因此西方人质疑华人对民主的认同。

  由于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华人得不到信任或者说得不到足够信任,导致西方对华人的政治力量是有所警惕的,因而海外华人在打造政治力量时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没有力量,就无法保障利益。

  此外,海外华人在打造政治力量时,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思想的混乱导致没有凝聚力。当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被彻底否定之后,用什么来凝聚华人呢?用利益吗?但是如何达到利益的一致呢?用民主吗?那么首先要阐述清楚的是,华人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真的有几千年专制的历史吗?在拥抱民主之前,要不要先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一下呢?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先自我批判,然后才能谈民主呢?还是彻底把历史和传统抛之脑后呢?

  问题很多,但解决方法很简单,用儒家就可以了。确切地说,是继承、发展和应用儒家。

  很多人看到要用儒家,马上会问,儒家不是古代的思想吗?现在还能用吗?当然可以用,只要你会用。

  什么是儒家?儒家学说是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政治学术流派,是中国两千年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理论,二是解决方案。理论和解决方案是什么关系?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来解决特定的实际问题,就形成了解决方案。

  儒家的核心理论就是一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直译过来,就是君主要象个君主的样子,大臣要象个大臣的样子,父亲要象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要象个儿子的样子。意译过来,就是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规则,君要遵守君的规则,臣要遵守臣的规则,父要遵守父的规则,子要遵守子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由谁制定,由谁解释呢?在古代是由读书人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在普及教育的今天,人人都是读书人,规则当然是由天下人一起制定。简单说,现在人人都要遵守天下人共同制定的规则。

  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去解决实际问题,就形成了解决方案。孔子所在的春秋末期,是秩序开始崩坏的时期,君主因私利而互相攻伐者有之,大臣弑君篡位者有之,百姓苦不堪言。孔子基于自己的“所有人都要遵守规则”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针对当时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解决方案。什么是克己复礼?克己就是约束自己,复礼就是恢复秩序。恢复什么秩序?周朝的秩序。为了结束乱世,孔子用周朝作为号召,要求有权有势的人自我约束,共同恢复周朝的秩序。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就是大家都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把理念用于实际,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诸子百家思想的竞争,实际上是解决方案的竞争。战国后期,法家胜儒家,就是法家的解决方案更能解决争霸的问题。汉武帝时期,儒家胜法家,就是儒家的解决方案更能解决君主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以及如何约束君主的问题。

  在这里大家要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在一门政治学说里,核心理论和解决方案是有着本质不同的。核心理论要有普适性,解决方案要有针对性,二者必须明确地分开。核心理论决定了政治学说的价值和生命,只有当核心理论具有适用于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普适性时,核心理论才有长久的生命,相应的政治学说才有长久的生命。而儒家的核心理论就是,人人都要遵守规则,自己所遵守的规则不能自己制定。这种核心理论理所当然具有普适性,这就是儒家学说跨越时空的价值。而解决方案则要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要有针对性。克己复礼(自我约束,恢复周朝秩序)就是针对春秋末期乱世的解决方案,是没有普适性的。有些人说,复兴儒家就是要复古,就是要克己复礼,这就是把针对春秋末期的解决方法拿到现在用,当然是错的。那么现在复兴儒家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求人人都遵守规则,遵守天下人共同制定的规则。

  看完了核心理论和解决方案在概念上的不同之后,我们来看史学。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儒家也非常重视史学,比如儒家经典就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为什么儒家这么重视史学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史书就是儒家的案例集。读史的主要目的,就是看古人如何应用儒家思想,形成解决方案,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当然有的史书如《史记》更侧重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记录,可以看成案例资料,而有的史书如《资治通鉴》就完全可以改名为治国案例集。

  上面简单地介绍了儒家,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如果我们应用儒家思想制定出解决方案,能够或者有很大可能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为什么不用呢?难道西方思想可以用,拍脑袋拍出来的想法可以试,就因为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就要敬而远之,甚至畏如蛇蝎吗?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如此恐惧,难道不是很不正常吗?

  通过运用儒家,如何解决前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呢?

  a.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

  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详细讨论见笔者的《历史有必然性吗?》一文),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可能,但资本主义制度是现在最好的实现(多种可能中成为现实的一种可能),或者说,是现在最好的制度。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制度是现在最好的制度?我们如何衡量一种制度的好坏呢?就是看这种制度对生产力水平的推动程度。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般来说,能够最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那么现在哪种制度能够最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呢?当然是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完美,世界上也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要求,那么可能会有新的制度脱胎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在笔者看来,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然,未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是怎样的?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们也并不知道。

  简单说,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也是最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在不可知的未来,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某个新高度时,也许会有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产生。

  那么儒家和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呢?

  中国的儒家社会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到明朝末年结束,清朝是官僚社会,不是儒家社会。

  在儒家社会里(特别是儒家社会后期的宋朝和明朝),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明朝不灭亡,中国的儒家社会不灭亡,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呢?不太可能,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的必然。很难想象在历史、传统、制度和文化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会发展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如果儒家社会不灭亡,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某种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呢?完全可能。事实上,商人及其背后的资本在明朝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明朝的财政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比如,减少甚至取消商税是导致明朝财政破产的主要原因。商人地位的上升也在学术思想层面反映出来。如明末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商亦国本”的思想。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有些无知的读书人不能体察国事民情,认为工商业是不重要的产业,胡乱地发表言论,要打压工商业。工业本来就可以提供给君主想要的东西,商业又使君主能够买到想要的东西,这二者都是国家的根本产业啊)。我们知道,学术思想的重要突破往往预示着重大的社会变革。

  而共产主义诞生于西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国在儒家社会时期连资本主义都没有出现,当然更不可能出现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的渊源是100%来自西方的。

  那么儒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呢?在历史的大多时期,儒家社会发展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然而有着儒家传统的国家和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制度适应得非常好,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足以证明。西方学者认为,世界上资本主义的真正成功主要在两个地区,一个是欧美,另一个就是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这里笔者只简单说明一下,儒家社会里注重教育、尊重知识,注重结果的现实主义,认为勤奋是美德,社会阶层自然流动,这些都是非常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传统要素。

  综合上述,市场经济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天然相适应。而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我们找不到儒家和共产主义的任何关系。

  b. 民主和专制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家社会在明朝末年就灭亡了。如果儒家社会没有灭亡,有没有可能发展出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所以西方民主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可能。很难想象在历史、传统、制度和文化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会发展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么如果儒家社会没有灭亡,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让更多人参与政治决策的类似民主的制度呢?完全可能。

  如何做到呢?思想上天心即民心,实践上士民合一,人人为士就可以了。人人为士,当然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言论自由,人人拥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详细讨论见笔者的《从儒家到全民民主》一文。思想上非常顺畅了,实践上方向和路线清晰了,具体怎么实施,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的演化就是在重大的思想突破之后,在实践中的逐步试错的过程。

  应该说,假设中国的儒家社会没有灭亡,去推测中国会不会发展出类似民主的制度,这种假设命题是有些虚的。虽然有点虚,但这种思考是从历史实验的角度试图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还有用吗?

  那么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从儒家的角度如何看待现代西方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社会?
 
  简单说,民主理念就是人人为士,民主社会就是人人为士的社会。

  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儒家社会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士农工商、人人为士和人人为圣贤。

  在古代是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农、工、商分别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工、商社会阶层的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从而拥有话语权和管理国家的权利。皇帝是国家的代表,同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但是在儒家社会里,皇帝是没有话语权的。士或者说读书人是儒家行为规范的制定者、解释者和最终评价者。儒家社会里的任何人,包括皇帝、士、农、工、商都要受儒家行为规范中相关部分的约束。

  在现代是是士民合一,人人为士。在普及教育之后,人人都成为读书人,人人都成为士,不论你是从事农业、工业还是商业,或者你是从政,只是分工不同。既然人人为士,自然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至于集会、结社、评论时政,这在古代都是士的当然权利,现在当然更没有问题。

  在未来是人人为圣贤。古代的圣贤是思想学术流派的开创者,就是在思想上打破常规,创立新的学说的人。而圣贤的本质就是思想上充分自由的人。在未来,人人都可以在思想上打破常规,人人都是思想上拥有充分自由的人。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来临呢?这要取决于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进步速度。简单描述一下那个时代,科学家和思想家成为仅有的两种职业,人们或许已经抛弃自己的身体,成为一种意识存在体,创造成为唯一的工作。

  有人可能会问,你都人人为士了,那皇帝呢?难道儒家社会可以没有皇帝吗?其实对儒家来说,虚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三代之治”里,“圣天子垂拱而治”,就是说,真正贤明的君主只要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或者说把合适的事情委托给合适的人,自己是不用参与实际的国家管理的。齐桓公把国事都委托给管仲,自己就去吃喝玩乐,这样就能九合诸侯,称霸天下,而儒家是充分赞美和认同齐桓公的行为的。在战国的乱世中,秦国用法家,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法家制度下的君主是更接近于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也是被儒家所批判的。然后汉承秦法,君主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力。自从汉武帝时期采用儒家开始,历经汉、唐、宋、明,直到明朝末年,君主的权力是被不断削弱的。当然这种君权的削弱并不是一条直线向下,线性均匀的,而是总体趋势向下,波浪起伏的,或者说是波浪式下降的。换句话说,并不是后一个君主总比前一个君主权力小,而是后一个朝代的君主在总体上比前一个朝代的君主权力小。

  为什么会出现君主权力在总体上不断被削弱?两点原因。首先,儒家思想的核心理论是所有人都要遵守规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是君主要遵守规则(君君),然后才是其他人要遵守规则。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被采用是因为,既为君主提供执政的合法性(君权天授),也为士大夫提供制约君权的手段。而制约君权从思想变成实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者说,儒家思想成为能够制约君权的制度,是逐步完善的,对君权的制约力度也是逐步加强的。其次,在儒家社会里,皇帝和士大夫是两个主导的政治利益集团,这些政治利益集团都有扩张自己利益的天然倾向。而士大夫作为儒家行为规则的制定者、解释者和最终评判者,必然会制定越来越有利于自己利益集团的规则。只要皇帝承认儒家的规则,承认儒家规则首先能够约束皇帝自己,然后才能约束他人,那么不论某时某些皇帝如何强势,但在中长期来看,在这个士大夫制定的越来越紧的规则下,皇帝的权力总是不断收缩的。简单说,就平均水平而言,汉朝君主、唐朝君主、宋朝君主、明朝君主的权利是被不断削弱的。

  为什么会出现君主权力波浪式下降的状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君权除了总体上被持续削弱外,还存在一种周期性,就是乱世强化君权,治世削弱君权。如何理解?我们可以用企业管理来举个例子。当企业遇到危机时,要求管理层有足够的权力和魄力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以足够的执行力实施其决策。但当企业处于正常行业状况中的正常运营状态时,管理层只要循规蹈矩,遵守制度就可以了。同样的,在乱世要提高效率和执行力,就需要强化君权,治世要防止君主胡乱作为,就要制约君权。这就是为什么从乱世中走出来的开国君主常常有较大权威的原因。当我们把前述君权逐渐被削弱的总体趋势,和君权在乱世和治世的周期性叠加起来,就构成我们所说的,总体趋势向下,波浪起伏式下降的状况。

  如果说在儒家社会里,君权的不断被削弱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到了明朝末年,就要迎来质变的转折点。明朝的灭亡虽然有种种的深层次原因,但应该说最大的直接原因在于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或许会是个称职的守成之君,但不是一个好的危机拯救者。很多士大夫认为崇祯皇帝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明朝灭亡的主因。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把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探讨上升到对整个君主体制的批判,并着手设想一种主要依托于士的体制。这种思想上的发展或者说重要突破就是为在实践上从本质上削弱君权所做的思想铺垫。

  清代明,清朝用官僚社会代替了明朝的儒家社会。在清朝官僚社会里,只有“唯上是从,唯利是从”的官僚,没有“以天下为己任”、以“面刺君王之过”为最高美德的士大夫。在清朝没有朋党,只有帝党。清朝的皇帝不受儒家行为规则的约束,皇帝不仅是所有事情的最终决策者,而且是所有学术思想的最终评判者。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有钦定书籍的恶习,在清朝猖獗的文字狱的恐怖下,他们每钦定一本书,就消灭了一门学问。这就是清朝在思想学术和科学技术上不仅毫无进步,而且比明朝大有退步的主要原因。至于儒家学者对君主体制的批判和对新制度的设想,也只能停留在书籍上,不可能获得实施了,就如同《明夷待访录》书名所说的,只能留待后人了。

  简单说,在儒家看来,虚君在思想上接近于儒家“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上和《明夷待访录》的设想殊途同归。在儒家看来,君主除了作为国家的代表,提供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参与国家的实际管理,这完全符合儒家的思想理念和实践追求。

  有人可能会问,你谈的是虚君,那么无君呢?其实虚君已经足够好了,不必强求无君。研究世界上近现代国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虚君的国家在总体发展水平上并不比无君的国家差。比如英国,英国有王室,但其发展在欧洲长期领先。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我们常常发现,虚君的国家比无君的国家要稳定很多,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提供的凝聚力和最终裁判者的身份。

  有人可能会问,我不要虚君,就要无君。如果一定要去掉君主,儒家可以接受吗?可以解释无君的体制吗?当然可以。中国历史上采用和持续采用儒家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为君主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即董仲舒提出的“君权天授”。“君权天授”的含义是指,因为某人的言行符合上天的要求,所以上天选择他为天子,并时刻监督他和他的子孙的言行。如果他或者他的子孙的言行不再符合上天的要求,不再符合天意,就会失去天子的地位,上天会另选他人为天子。“君权天授”的本质是君主获得其位和维持其位都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天意。君主因为得到天意而得其位,因为失去天意而失其位。天意是什么?天意是上天的意愿。但是上天不会说话,天意由谁解释?在古代是儒生,是读书人。在普及教育的今天,人人都是读书人。也就是说,天意如何,现在由天下人解释。如果现在由天下人解释的天意认为不再需要君主了,那么君主就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或者说,天意收回了君主的权柄和职位,君主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有人可能会问,天下人解释的天意?怎么能够用人的意愿去解释和替代天意呢,这难道不是曲解天意吗?因为儒家认为,“天心即人心”,上天的意愿就是天下人的意愿啊,这样的话,由天下人来解释上天的意愿不是很正常吗?

  有人可能会质疑,在古代,人们相信上天或者以实体神的形式存在,或者以抽象的意志或法则存在,那么“天心即人心”可以自圆其说,只是看上去有些唯心主义。到了科学发达的今天,到底天心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天心即人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看“天心”。一种方法是把“天心即人心”中的“天心”理解为人类的意识的整体。量子力学发现,人们对某些微观粒子的观测会改变该粒子的状态,证明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是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一个人的主观意识能够直接改变客观世界,那么所有人的主观意识的集合也应当是能够改变客观世界的。此外,群体不等于个体的机械叠加。在生物界中,蜜蜂和白蚁等生物在由个体组成群体后,会出现一系列个体所不具备的社会行为。那么作为人类的意识的整体,是否具备个体意识所不具备的特质呢?“天心”是否是人类的意识的整体,能够以某种我们尚不了解的方式对客观世界产生直接影响呢?这个问题有待科学家解决。

  另外一种方法,是从宏观的角度,把“天心”理解成天下的心愿,或者说天下的方向或趋势。这里的“天”就是天下的简称。何谓天下?天下就是文明。也就是说,天心就是一个文明、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方向。“天心即人心”就可以解释为,一个文明、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由这个文明、国家或社会中的所有人决定。举个例子,一个国家里的所有人的决定就是该国的发展方向,当所有人都认为不再需要君主时,无君就成为该国的选择。

  上面两种理解天心的方法,前者把天心理解成人类的意识的整体,后者把天心理解成文明比如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二者虽然不同,但是也可能存在着联系。人类的意识的整体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有关系吗?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好了,我们再回到民主的问题。如何从儒家到民主?简单一句话,人人为士就可以了。什么是士?接受过教育,有知识,守规则(法律和道德),有追求就是士。人人为士的社会是超越公民社会的。在公民社会里,一个人只要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合格的公民了。但作为士,除了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必须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并有意识地为社会多做贡献。比如说,作为海外华人,却从来不参与投票。由于你没有履行公民投票的权利,已经称不上合格的公民了,就更谈不上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了。因为你不投票的行为既严重损害了华人族群的利益,也损害了所在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对于血缘意义上的华人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儒家传统在西方以民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呢?简单一句话,人人为士就是民主。我们只要努力去实现人人为士就可以了,具体怎么做,笔者会在另文中详细介绍。

  还有一个长期困扰海外华人的问题,就是儒家制度不是专制制度吗?

  简单说,儒家制度既非民主,也非专制。民主是指由人民选出代表,代表管理国家,人民通过选举周期性确认或更新代表的合法性。儒家制度明显不符合民主的定义。专制是指在制度安排中,某一群人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而儒家社会是基于规则的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任何人都要受规则约束,没有人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制度也不是少数人不受约束的专制制度。

  有些人可能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某些时候某些君主肆意妄为,看似不受约束。这一般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在某些时候君权强大,如法家之君,乱世之君,开国之君等,前文已经分析过了。第二个是打破规则的肆意妄为,这就是规则所不能完全杜绝的了,但打破规则是要付出成本的。比如法律不能完全消除犯罪行为,但能提高犯罪成本。在民主社会里也会存在打破民主规则的行为,在儒家社会里也会存在打破儒家行为规则的行为,但都是要付出成本的。相关的讨论见笔者的《儒家制度既非民主,也非专制》一文。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西方的民主和专制二分法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把专制定义为不民主,不民主即专制,这样民主和专制就是互补的概念。而民主是正确的,专制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民主不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数种可能中的一种可能。西方认为在人类尝试过和没有尝试过的无数种可能中,民主是唯一正确的可能,其他所有可能都是错误的,这未免太狂妄自大了吧。

  如果把专制定义为无约束,那民主制度只是提供约束力量的一种制度,那么专制和民主就不是互补的概念,民主专制的二分法就有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可以提供约束力量,儒家制度也可以提供约束力量。

  有人可能会问,民主制度和儒家制度都可以提供约束力量,但是民主制度的约束力量比儒家制度的约束力量强大多了,这二者能相提并论吗?准确的说,是现代的民主制度比古代的儒家制度的约束力量更强大。其实,这种关公战秦琼没有太大意义,同时代的制度比较才有意义。在儒家社会的大多数时期,直到明朝末年,儒家制度都提供了对所有社会阶层的最完备的制约力量。在同时期的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对贵族阶层的制约要么没有,要么非常轻微,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至于民主,只有人民选出的代表管理国家,才是民主。中国的儒家社会时期主要对应的是欧洲的封建社会,而欧洲当时是由贵族和教士来管理国家的制度,与民无关,当然并非民主。

  有人还可能问,儒家社会不是等级社会吗?用儒家难道是要建立等级社会?

  儒家社会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到明朝末年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全世界都是等级社会,同时期西方的封建领主世袭制不也是等级社会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等级社会的产生过程。在远古时代,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人们产出的生活资料仅仅够用来维持生存,没有劳动剩余,所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公用,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等级。到了古代,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出现劳动剩余,就是说,人们产出的生活资料除了维持生存,还有剩余,出现了私有财产,也相应地出现了等级和等级社会。那么请问,从远古的没有等级的社会到古代的等级社会,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呢?还是退步呢?当然是进步。到了现代,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能够产出大量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和身心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的生产力水平下,让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获得身心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是现代文明和社会更合理和高效的选择。如何让多数人获得身心发展的机会?取消少数人对机会的垄断就可以了,这就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等级不太分明的社会。应该说,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但是隐藏的等级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简单说,从远古的没有等级的社会到古代的等级社会,是历史的进步。再从古代的等级社会到现代的等级不太分明的社会,同样是历史的进步。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远古的没有等级的社会和远古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古代的等级社会和古代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现代的等级不太分明的社会和现代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在笔者看来,批判古代的等级社会和为现代的等级社会辩护,二者同样可笑。如果想把古代的等级社会改造成等级并不分明的社会,需要一位穿越者,还要带上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提升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为现代的等级社会辩护的人,维护的不过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罢了。

  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承认在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是等级社会,但是西方的等级社会没有中国的等级社会分得那么细致吧。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等级社会在等级划分上比西方更细致呢?因为当时的中国文明比西方更先进,文明越先进,社会越复杂,越精密。

  有人可能会问,现代的人人为士的社会会不会也是等级社会呢?会不会有某些士比其他士的地位更高呢?在人人为士的社会里,大家都是士,自然人人平等。有时我们会因为一些人或者更年长,或者有更多的知识或技能,或者有更高尚的道德,而更尊敬他们。但是一旦他们滥用这种尊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就立刻违背了作为士的谦逊的道德行为准则,就不再符合士的要求了。简单说,如果有位士自以为高人一等,他就违背了士的道德行为准则,就不再是士了。换句话说,在人人为士的社会里,认同人人平等、士士平等的人才有资格为士,不认同这点的就没有资格为士。

  有人可能会问,必须要选择儒家吗?是的,这是必须的。因为儒家有如下的优点。

  a. 儒家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的核心。而民主是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西方的话语体系的核心。只有在儒家和民主之间搭起一座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与现实看似不协调的问题。其他任何方法要么曲解古人,要么生拉硬套,都不可能解决问题。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说中国古代有民本思想,西方有民主思想。这就是往西方的传统上生拉硬套,结果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b. “人人为士”既是100%的儒家,也是100%的民主,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c.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自我否定,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的历史和传统造就了中国人,而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就把所有中国人都置身于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的痛苦之中。而儒家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有价值,自然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就有价值。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有价值,中国人还有必要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吗?

  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继承和发展儒家,你会发现儒家和资本主义、儒家和民主不仅相容,而且相互促进。从儒家的角度去看资本主义、看民主,常常会有独特的心得。

  而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就会出现各种奇谈怪论,把一切的现实问题都归咎于传统。

  比如海外华人对政治有冷感,投票率很低,从政的也很少,有人就分析说,这是中国的传统造成的,因为中国人传统上怕官,所以不愿意从政。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从政。什么叫士大夫?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科举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就是士大夫。

  在现在的西方国家,如果你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选举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算不算符合儒家的理想呢?算不算士大夫呢?当然算。有人说,选举和科举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从政的手段吗?在中国的科举制之前,中国还用过荐举制(察举制)呢。只要你从政之后确实能够履行职责,有所作为,有益于国家和人民,从政的途径很重要吗?

  如果你认同儒家的传统,有从政的机会,你也有从政的能力和意愿,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就算你不从政,需要投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投票呢?儒家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既不从政,也不投票,然后说都是儒家的错,是传统的错,这不是精神错乱是什么呢?

  综合前面的讨论,当我们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出发,从儒家出发,海外华人可以明确的宣称:

  a. 市场经济是中国的传统,我们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拥护者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
  b. 儒家的“人人为士”就是民主,通过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我们是民主的天然认同者和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