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通达:谈科学

  1、科学的定义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

  什么是技术?就是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法。

  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我们要先认识世界,然后才能改造世界,所以科学是技术的前提。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就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文明包含三个要素: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是文明的主体,生产力就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就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的组织方式。在文明的三个要素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人的身心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因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对人的身心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衡量文明的发展水平。换句话说,我们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来衡量文明的发展水平。

  首先,因为科学技术是认识和改造世界(也就是自然)的方法,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就决定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法的先进程度。然后,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法的先进程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最后,因为生产力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也常称科学技术为核心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

  此外,上面我们提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用来衡量文明的发展水平。因此,我们也可以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来衡量文明的发展水平。

  2、只有西方才有科学?

  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说法,就是只有西方有科学,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这种说法对吗?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从科学的定义角度来看。如果你把科学定义为广义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科学,或者说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也许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科学比较简陋,但是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科学相比,包括和同时代的西方相比,仍然是相当先进的。当然这里明确一下,我们所说的古代是从遥远的古代到明朝末年的这段时间。

  实际上,从遥远的古代到明朝末年,中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有研究表明,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占同期全世界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比重大大超过50%。这说明,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发展水平,那么领先文明自然会有领先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国作为领先文明,有领先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就不奇怪。

  当我们采用科学的广义定义时,西方有科学,古代中国有自己的科学,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科学,宇宙中的外星人也会有自己的科学,或者说,他们也会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

  科学还有一种狭义的定义,就是把科学定义为西方所发展的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根据这种定义,只有西方有科学,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科学,外星人也没有科学。因为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路径下,其他国家以及外星人不可能独立发展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

  根据科学的狭义定义,科学就被定义为西方特有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这时,我们就没有必要分析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科学了,因为科学被定义为西方特有的东西了。我们就需要给其他国家以及外星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起一个新名字了。当然从逻辑上说,采用科学的广义定义更合理。

  简单小结一下,从广义的科学的定义角度,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古代中国作为历史大多数时间里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必然有领先的科学技术水平。

  其次,我们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有某个文明体系,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只有先认识世界,才可能知道如何改造世界。所以没有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可能获得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相对于现代来说,可能比较粗糙和低效,但再粗糙和低效,其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的本质并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把科学定义为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先有科学,后有技术;先有对世界的认识,后有对世界的改造。有技术但是没有科学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对于某个人、或者某少数人来说,只知道怎么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可能的。但是或者他们的改造世界的方法(技术)是别人通过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发展而来的,或者他们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而不自知。

  那些认为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的人,常常说,中国古代不过是通过经验和试错来获得技术的,所以不如西方。我想,只有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毫无概念和经验的人才敢说出如此狂言,去贬低经验和试错。

  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过去的实践和思考的总结。所谓科学,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经验的集合。所谓技术,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经验的集合。没有经验,就没有科学和技术。

  什么是试错?就是在实践中尝试新的方法,以检验自己的对世界的认识,以检验自己改造世界的方法。对于技术来说,不通过试错,怎么知道技术有没有效果?难道靠脑袋去猜想?没有试错,就没有新技术的产生。对于科学而言,不通过实践中的试错,怎么知道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难道靠脑袋去凭空想象?简单说,科学要靠技术去验证,技术要靠试错去验证。没有试错,就没有技术,也没有科学,只有空想。

  举个例子,比如你是基因领域的研究人员。你有个关于基因的科学假说(尚未经过证明的科学理论),然后设计了一个实验去验证自己的想法。你对基因进行某种操作,如果你的设想是正确的,那么基因会以你预想的某种特定的方式发生变化;如果你的设想不正确,那么基因的变化就和你的预想不一样了。你做了一次实验,失败了,没有看到预想的变化。你会就此放弃吗?当然不会。你会改变实验条件,比如改变溶液的种类、浓度等,几百次、几千次地实验下去,希望能够在这几百次、几千次的实验中看到一次预想的变化,这就是试错的作用。试错就是反复尝试,期待成功。在试错的过程中,你会不断思考总结,不断积累经验。你的科学假说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的实验设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的操作技术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是经验的作用。你所能期盼的只有通过经验的积累增加你成功的概率,然后就是上天的青睐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试错,就没有技术,也没有科学。没有经验,从概念上就不存在科学和技术了。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思考的很完善呢?如果我可以一次成功呢?那不就不用试错了?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谈什么一次成功,只能说明你对科学和技术的无知。

  简单小结一下,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来看,有技术,必然有科学。科学和技术就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经验的集合。通过试错,才能验证新技术和新认识,才有新技术和科学的新认识的产生。

  再次,有些人说古代中国只靠经验和试错,所以有技术,无科学。他们一方面把科学定义为西方独有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在强调和渲染古代中国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的简陋。如果说把古代中国、古代西方、古代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和现代的西方科学相比,认为古代的比较简陋,这就是废话。拿古代和现代比,古代比较简陋,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发展技术的时候完全不动脑子,完全靠运气,这就是他们的纯粹的想象了,没有任何证据。如果说全靠运气、不动脑子就可以发展到古代中国的技术水平,那古代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轻易获得古代中国人的辉煌的技术成就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呢?还是只有四大文明起源地和三大主流文明体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包含波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西亚文明,以及西方文明)。

  简单说,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是辉煌的,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在现在看来,是神奇的、难以置信的,是让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是激励所有中国人继续努力的伟大成就。

  最后,那些说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的人,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不合逻辑的话呢?简单说,就是通过贬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为西方的科学开道。

  清朝被推翻后,某些智者们失望地发现中国并没有发生他们期望的改变,于是开始探讨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向西方学习,他们直觉地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向西方学习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积累是太沉重了。他们认为,既然向西方学习是政治正确,同时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看似确实挡了向西方学习的道,那么批判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也就成了政治正确。

  在这里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本身的好坏就不重要了(理性的说,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必然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只要它们挡了向西方学习的道,就必须把它们变成一个人人厌恶抛弃的东西。其实反儒是同样的道理,他们认为既然儒家挡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自然就必须反儒,要反儒就要让人人厌恶儒家。儒家本身的好坏,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作用都不重要了。说白了,这帮人搞的是政治,不是学术。政治只要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说符合政治正确的谎言。学术才要求讲证据,要求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相比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然后陷入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西方科学的优劣取舍中,当然还是把一切黑暗归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一切荣耀归于西方,更能够让人坚定地拥抱西方的科学。这些智者们的设想倒是挺好,但是在中国的实践证明是彻底失败了。

  笔者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向西方的学习不成功,和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没有一毛钱关系,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威胁的乱世,只有在重建秩序、反击外部威胁之后,才可能在整个中国的尺度上实现有意义的革命性的改变。实践也证明笔者事后诸葛亮式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是在民国的乱世结束,新中国建立,秩序重建之后,普及教育、普及医疗等改变才有实施的条件。此外,要向他人学习,只要证明他人在某方面比自己优秀就可以了,实在没有必要一定要证明自己在这方面十恶不赦。

  这些智者们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批判和彻底否定,坚定了少数能读到他们言论的人对西方和日本的认同,同时在精神上重创了在当时的乱世中艰难地维系着中国的历史和传统,重创了历史和传统的中国,让当时的中国不仅是现实的军阀割据的乱世,而且成为精神上的乱世。

  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科学、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观点占据主流位置,这导致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严重不足。比如说,古代的中国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具体是如何产生的?人们是如何认识磁石和火药的客观现象的?是如何猜测这些客观现象背后的原因的?是采用何种方法去验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的?是采用何种实验线路的?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是历史的必然吗?

  简单说,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不是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说历史没有必然性呢?我们用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现在我准备去吃午饭。餐厅有三种食物可以选择,鱼香肉丝、牛肉粉和煲仔饭。假定我对于这三种食物中的任何一种没有特别的偏好,我选择这三种食物的概率都是33.33%即三分之一,三种食物的概率加起来就是100%。在走向餐厅的路上,张三对我说,这个餐厅的鱼香肉丝做得特别好,于是我对鱼香肉丝有了一定偏好,假设现在我对鱼香肉丝、牛肉粉、煲仔饭的选择概率变成了60%、20%和20%。但是李四又说,那是以前的厨师很会做鱼香肉丝,现在的厨师做的鱼香肉丝特别难吃。于是我根据新获得的信息,调整了三种食物的选择概率,现在我选择鱼香肉丝、牛肉粉、煲仔饭的概率变成了20%、40%和40%。最后到餐厅了,我选择了煲仔饭。当我决定选择煲仔饭,并面对服务员叫出煲仔饭三字前的那一个瞬间,我选择三种食物的概率变成了0%、0%和100%。最后,煲仔饭吃到肚子里去了。

  那么我选择煲仔饭是不是历史的必然呢?有人可能会说,都吃到肚子里了,还不是必然吗?这就是典型的混淆了必然性和确定性的逻辑错误。必然性是指未来只有一种可能,而确定性是指已经发生的事情。面对已经发生的历史,谈什么历史的必然性,就是把面向未来的必然性和面向过去的确定性混为一谈。切记,必然性只能是从某个时间点向未来看,而绝不能是从某个时间点向过去看。

  比如说,我们选择现在作为观察的时间点,向未来看,未来有无数可能,每一种可能都有相应的成为现实的概率。例如,我走在去餐厅的路上,我的午饭吃什么有多种可能,每种可能都有相应的概率。

  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新的信息的引入,随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各种可能成为现实的概率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例如,张三和李四对餐厅食物的评价,就改变了我选择食物的概率。

  当历史发展到某一个时间点,某种可能就成为现实。这种成为现实的可能,我们称之为实现,就是已经发生的可能。实现是已经发生的、成为现实的可能。简单说,历史有多种可能,但最终我们只能看到一种实现。例如,我的午饭有多种可能,最终只有煲仔饭一项成为实现,就是成为现实的那种可能。

  如果历史重来一次,也许是另外一种可能成为实现。例如,如果时光倒流,我重新选择午饭,我只听到张三对鱼香肉丝的推荐,而没有注意到李四对鱼香肉丝的反对,我的午饭很可能就会选择鱼香肉丝了。

  我们用午饭的三选一问题解释说明了可能和实现的关系。简单说,就是多种可能,唯一实现。某一个文明、某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过程比午饭的三选一问题要复杂太多了,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历史有多种可能和唯一实现(只有一种可能成为现实)。而认为历史有必然性,就是认为历史只有一种可能,当然是错误的。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呢?是历史上无数的科学技术领域内和科学技术领域外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造成的。简单说,就是无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交互的结果。当我们谈到历史事件时,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件历史事件都是多种选择中的唯一实现。伽利略有被烧死和不被烧死两种可能,最终被烧死成为实现。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有胜利和失败两种可能,最终失败成为实现。在历史中,无数次重复着多种可能、唯一实现的过程。你告诉我这每一次的实现都是必然的,这合乎逻辑吗?历史当然不是必然的,历史也不是无规律的偶然的,历史是无数种历史可能及其实现概率的演化的结果。

  如果说每件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节点,这一连串的节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西方的历史的发展路径,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路径,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这些节点都是多种可能中的唯一实现,这些节点当然都不是必然的。节点不是必然的,路径自然也不是必然的,最终节点也不是必然的。或者说,西方的历史事件不是必然的,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不是必然的,西方的历史发展结果也不是必然的。就科学技术领域来说,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不是必然的,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结果也不是必然的。

  通过同样的推理,我们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因为中国的历史事件(历史节点)不是必然的,所以中国的历史发展路径、中国的历史发展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路径、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结果都不是必然的。这些都是多种可能中的唯一实现,而必然性是指唯一可能。

  此外,历史的必然性和未来的必然性在概念上是完全等同的。谈历史的必然性是从历史上的某个时间点向未来看,而谈未来的必然性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向未来看。如果说历史有必然性,历史的发展只有唯一可能,那么从逻辑上说,未来也有必然性,未来的发展也只有唯一可能。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未来都不会改变。正是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所以未来也没有必然性。无论历史还是未来,都是多种可能中的唯一实现。未来总是有多种可能,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未来的多种可能中去改变这多种可能所对应的概率,增加我们想要的可能的实现概率,减少我们不想要的可能的实现概率,最终希望尽可能获得我们想要的可能。这样我们现在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在改变我们的未来,都是有用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改变的是概率,所以没有人能够保证哪种可能最终成为实现。

  再举个例子,你做投资,你的未来有两种可能,投资成功和投资失败。你在投资前做了很多工作,每一点工作都会让你获得更多信息,增加你投资成功的概率,减少你投资失败的概率。但是最终还是有很多因素是你无法控制的,所以没有人能保证你投资成功。但是你的努力能够让你有更大的概率投资成功。

  历史没有必然性还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经历是非常正常的。既然中国的历史发展路径是无数次“多种可能、唯一实现”的结果,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也是无数次“多种可能、唯一实现”的结果,那么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和西方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就太正常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较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历史时,要接受不同,只比高下。也就是说,只需要比较在相同时期两个文明的先进程度就可以了,为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不同而感到惊诧是没有意义的。中西方文明比较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从遥远的古代直到明朝末年,中国文明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在汉朝和罗马的时代,我们可以谦逊地接受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处于同一水平。在日耳曼蛮族摧毁西罗马帝国之后,西方进入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文明则远远超过西方。在清代明之后,中国文明和文化走向衰落,西方文明成为世界唯一的领先文明。

  历史是否有必然性,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不是历史学或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而是100%的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我们从概率论和随机变量的角度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当我们证明历史没有必然性之后,在历史学领域,我们只能应用这个结论,而不能改变这个结论。

  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当然是不可能知道历史没有必然性的。于是在智者们的许多文章中都或明或暗的假设了历史有必然性,并且认为西方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些文章直接违背了历史没有必然性的科学结论,要么是完全错误的,要么是有严重缺陷的。

  简单总结一下,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历史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结果都是无数次“多种可能、唯一实现”的结果,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作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结果,当然不是历史的必然。

  关于历史的必然性的详细讨论见笔者的《历史有必然性吗?》一文。

  4、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发展出现代科学?

  常常有人问,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发展出现代科学?为什么中国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当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出正确的问题。如果我们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或者以错误的方式提出了问题,那么很可能我们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价值的。

  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发展出现代科学?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有误导性的提问。

  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西方的科学体系在现代成为主流的科学体系?

  两种问法有什么不同?前一种问法中的现代科学的概念是比较含糊的,而后一种问法中的现代的主流的科学体系的含义就明确很多了。

  首先,西方科学是有明确定义的,就是西方发展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

  但是什么是现代科学呢?有人说现代科学不就是西方科学嘛?这就成了循环论证了。

  比如说,我们回到古代的宋朝,请问当时的现代科学是什么呢?当时西方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的科学体系还没有形成。当时的现代科学也只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体系,那就只可能是当时宋朝的科学体系了,或者说,是宋朝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了。

  假设再过1000年,那时的现代科学还是西方科学吗?这就不能确定了。也许会有新的科学体系成为当时的主流科学体系,也许在接触到外星人之后,外星人的科学体系成为当时的主流科学体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科学是有明确定义的,但是现代科学实际上就是某个时期的主流科学体系,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是不同的科学体系。宋朝时的现代科学可能是中国的科学体系,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现代科学是西方的科学体系,1000年后也许是外星人的科学体系。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科学体系在现代成为主流的科学体系呢?因为在清代明之后,中国文明和文化衰落了,中国的科学体系也从此衰落了。在此之后,西方文明成为世界唯一的领先文明,而西方科学体系也成为世界唯一的领先的科学体系了。从17世纪开始,西方的科学体系实现了爆发式的发展,成长为现在主流的科学体系。

  5、李约瑟难题的答案

  李约瑟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科技史学者,在中国处于清末和民国的乱世时,他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的价值,并及时搜集资料写成了皇皇巨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曾经提出了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部分:
  a. 为什么中国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期间科学技术水平远超西方?
  b. 为什么西方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超中国?

  其实这个问题隐藏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和西方会有不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

  当我们认识到历史没有必然性,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路径是由无数的历史节点(即历史事件)组成,每个历史节点都是多种可能后的唯一实现。这些历史节点都不是必然的,由这些历史节点所组成的历史发展路径当然也不是必然的。这样中国和西方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不同的文明历程中,形成不同的科学技术发展路径和不同的科学技术体系,就是非常正常的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回答上面的两个问题了。

  为什么中国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期间科学技术水平远超西方?

  因为中国起点高,发展好,文明延续。中国是四大文明起源地之一,所谓文明起源地就是人类文明早期的集中发展区和精华区。近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显示,中国地理区域里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发展水平之高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从遥远的古代,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朝、到汉唐宋,中国文明是连续的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明代元后,中国文明也实现了强力的复兴,仍然保持了世界领先文明的水平。简单说,从遥远的古代到明朝末年,中国文明是基本连续的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是持续发展的。

  而西方文明的始祖是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并非文明起源地,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小亚细亚的文明。虽然考古研究发现希腊文明确实存在,但是其文明的规模及水平和中国文明、和其他三大文明起源地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希腊文明因战乱而衰落,此后罗马文明兴起。罗马文明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公元476年,日耳曼人首领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的开始。简单说,日耳曼蛮族摧毁了罗马文明,导致西方文明的中断。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在科学技术上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倒退了。

  简单小结一下,中国文明的起点更高,发展更好,文明更连续,是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水平远超西方的原因。

  西方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超中国,是因为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明以及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启动,然后开始爆发式发展。而中国文明,在元代宋时遭遇重创,明朝实现复兴,但在清代明后,中国文明和文化彻底走向衰落,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倒退。中国文明衰落的原因和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一样,就是野蛮摧毁文明。

  为什么在清朝中国的科学技术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倒退?因为清朝的官僚社会取代了明朝的儒家社会。满清统治者致力于打造一个静止的社会,因为只有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满清统治者才有信心让自己的统治原模原样地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

  有朋友可能会问,就这么简单?是的,就这么简单。就好像解数学题一样,如果你找到了正确的公式,解题时直接套公式就可以了,能有多难呢?

  我们的公式或者说定理就两条:
  a. 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所以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科学技术发展路径、形成不同的科学技术体系是正常的。
  b. 野蛮摧毁文明,会导致文明的衰落和科学技术体系的衰落。

  我们也可以用极其简洁的方式回答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中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不同?因为历史没有必然性。

  为什么中世纪西方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中国?因为日耳曼蛮族摧毁了罗马文明。

  为什么近现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因为野蛮摧毁了文明。

  6、西方在科学技术上是在什么时候超越中国的?

  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就是,在明朝灭亡之后。

  对这个问题的常见的错误回答就是,罗列了西方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的某几项伟大的科技成就,然后就说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明朝就超越了中国。

  就因为西方出现了几项中国没有的伟大的科学技术成就,西方就立刻超越了中国,这么容易?那现在中国也出现几项西方没有的伟大的科学技术成就,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立刻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超越了西方呢?当然不可以。

  科学技术包含许多领域。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科学技术分为1000个领域。如果我们要说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超越了中国,至少西方要在600-700个科学技术领域超越中国吧。而不能说,就因为西方在3-5项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里超越中国,就整体超越了中国。这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而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西方在科学技术的大多数领域超越了中国。

  再举个例子,1637年(明朝崇祯十年),宋应星出版了《天工开物》。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中国的130多项技术。这130多项技术可以粗略代表明朝晚期中国的技术水平。如果有科学研究发现,西方在这130多个技术领域中的大多数领域拥有优于中国的技术,那么我们可以安全地说,西方在技术领域超过了中国。当然是没有这种证据的。

  有人可能会问,我承认中国有很多不错的技术,那科学呢?西方会不会在科学方面很早就超越了中国呢?

  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法,懂不懂技术,技术的先进和落后,其实是比较容易比较的。对于技术,要么你有,要么你没有。你有的技术,要么比较先进,比如成本低,产量高,污染小,要么比较落后。

  但是比较科学就不是这么直观了。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面对两种科学体系,如何比较优劣呢?有人说,西方的科学体系现在已经发展成这样了,还不先进吗?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这么先进的程度,优劣还用比较吗?如果你是比较现代的西方的科学体系,和现代的中国的科学体系,你可以这么说,而且现在没有什么中国的科学体系,只有西方的科学体系。

  但是我们要比较的是明朝末年时西方的科学体系和中国的科学体系的优劣,我们比较的参照时间点是在明朝,而不是现代。你不能把西方的科学体系在现代的成就改时间改到明朝去吧。而且根据你的逻辑,西方科学体系就是先进,那在宋朝时,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时的欧洲的科学体系是不是也比当时中国的科学体系更先进呢?大概没人敢这样说吧。

  简单说,当我们做历史横断面的比较时,要比较现代的事情,就把时间参照点确定在现代。要比较宋朝的事情,就把时间参照点确定在宋朝。要比较明朝的事情,就把时间参照点确定在明朝。如果拿现代的事情和古代的比,那现代的总是赢的,还用比吗?

  那么如何比较明朝时中西方的科学体系的优劣呢?只能比较科学体系的产出了。什么是科学体系的产出?就是技术。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发展科学、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改造这个世界,为人类提供充足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让这个世界成为更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在一定的地理尺度和时间尺度内,有先进的科学,必然有先进的技术。或者说,如果在明朝时,西方的科学比中国的科学先进,西方的技术也必然比中国的技术先进。

  但是在技术方面,我们已经比较完了。并没有证据表明,西方在技术的大多数领域超越中国,所以也没有证据证明西方在科学的大多数领域超越中国。当然我们也不会无聊到试图证明在明朝末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超越西方。毕竟中国文明马上就要衰落了,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最后我们得到一种比较中庸的说法就是,在明朝末年,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是并驾齐驱的。只有在清代明之后,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走向衰落,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退步了,这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就彻底超过了中国。

  有人可能会说,在明朝初期,在郑和的时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水平是领先于西方的,到了明朝末年,就按你说的,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上并驾齐驱,这不是说明中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减少了很多,难道中国不需要反省一下吗?笔者认为,中国不需要反省,只需要学习西方的长处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把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看成是两个人在比赛长跑。在开始时这两个人并驾齐驱,这就是汉朝和罗马的时代。我们就不去分辨汉朝和罗马谁更先进了,虽然笔者对创造出造纸术的汉朝有信心,但是罗马也不弱,就算二者一样先进吧。

  然后西方摔断了腿(日耳曼蛮族摧毁罗马文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于是只有中国遥遥领先了。从汉、到唐、到宋、到明,中国基本上算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匀速奔跑,没有太快,也没有太慢。然后西方的腿伤慢慢养好了,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从慢走、到快走、到慢跑、到快跑,越跑越快。当西方的跑步速度超过中国的时候,就开始追赶中国了,离中国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在这里我们提个问题,西方逐步追赶中国的过程中,是因为西方越做越好,还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

  正确的答案是,中国自己没有出问题,而是西方表现得更优秀了。既然中国自己没有出问题,是西方表现的更优秀,只要向西方学习那些比中国做得好的地方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自我检讨,也没有必要自我怀疑,不过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向比自己优秀的学习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人认为,西方追赶上了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己出了问题,自己跑慢了,这就纯粹是庸人自扰了。明明是别人加速了,却硬要说是自己减速了。既然认为是中国自己的问题,那就自我检讨,自我反省呗。简单说,面对西方逐步追上中国的情况,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当然是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西方呢?有两种学习方法,以及对应的两种学习动机。

  第一种学习方法是,因为别人在某些方面比自己优秀,所以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向别人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识己识人。既知道自己的相对优点和缺点,也知道别人的优点和缺点。学习他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相对缺点。学习的目的、自我期许和最终结果是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第二种学习方法是,因为自己一无是处,因为别人的成功暴露了自己的一无是处,所以要绝望的向别人学习,学习别人的所有方面,复制别人的所有特性,希望能够复制别人的成功,从而摆脱自己一无是处的处境。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自己的一无是处是学习的动机和动力,所以要时时深刻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至于向别人学习什么?自己都一无是处了,当然是什么都要学,学得越多越好,用学到的任何东西替换掉自己的东西。学习的目的和自我期许是成为别人,或者成为比较差一点的别人的仿制品。至于学习的最终结果,如果一切顺利,也许你确实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低劣的仿制品。如果不顺利的话,你就会成为邯郸学步里的那个最终无所适从的人,既没有学会别人的东西,也忘记了自己的东西,只有爬着回家了。

  按照第一种学习方法,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同时还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首先,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学他人之长以弥补自己之短,这就是对自己的尊重。其次,能够认识到他人的长处和短处,知道该学习什么,也是对他人的真正尊重。识货才是对卖货人的尊重。再次,因为自己有独到的东西,他人也可以从自己这里学到独特的东西,或者说自己可以给他人带来独特的价值,这样自然会得到他人的尊重。最后,知道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人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也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

  按照第二种学习方法,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最后也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首先,认识不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毫无保留地全盘否定自己,就是对自己的最大不尊重。其次,当你彻底地否定自己之后,你也不再有参照物去评判他人的长处和短处了。你对于他人的长处和短处毫无了解,完全是不识货的人,这当然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你对他人的不分好坏的全盘肯定,与其说赞美,不如说谄媚。再次,你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东西,成为他人的单纯的追随者,但是他人的追随者很多,你还是新来的,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同时你除了所谓的忠诚,并不能给他人带来任何独特的价值。简单说,你对他人可有可无,并没有太大价值,自然也不会得到他人的真正的尊重。最后,你的自我贬抑、自怨自艾充满了负能量,你的谄媚让人厌烦,真正心理健康的人希望远离你,远离负能量,反正你也不会有什么脾气,因为你除了绝望地认同他人,没有别的选择了。

  说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你有独特的东西,你能带来独特的价值,你就能得到他人的尊敬。如果你处处学他人,就算学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个仿制品而已,又能有多大价值呢?

  有人可能会问,你说中国有自己的优点,怎么没有看到西方来学啊?西方当然学了。

  先看历史上。英国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而形成的,而英国的文官制度是西方的文官制度的起源和典范。在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宗教神权和封建世袭贵族对权利的垄断时,也大量引用了中国儒家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再看现实中。中国在互联网领域里的某些创新已经超过了西方,超过了美国。美国主流媒体也在呼吁西方互联网企业向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学习,学习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和商业模式。

  我们有时候在网上看某些人的言论时,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比如说,面对什么时候西方在科学技术上超越了中国的这类问题。从常理上来说,除非你有确凿的证据,否则如果只是在网上随口泛泛地发表观点时,作为中国人,你应该尽量把时间往晚了说,因为西方越晚超越中国,中国就越有名誉,中国人就越有名誉。但是却有很多人拼命要把时间往早了说,这就太奇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成为一种本能反应呢?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少数别有用心的、有特殊利益诉求的人,希望通过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来摧毁对中国、对中国人、和对中国的多数族裔的认同,摧毁对历史和传统的中国的认同,其中还有些人希望借此重创对现实的中国的认同。

  第二种原因,就是被新文化运动的彻底否定历史和传统的历史观洗脑了。详细讨论见笔者的《彻底否定传统的八宗罪》及相关文章,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最后,大家一定要清晰地分辨谦逊和自卑的区别。谦逊的前提是知人知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承认别人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然后学习别人优秀的地方。而自卑则是认为自己处处不如人,什么都是别人的好,别人的月亮特别圆,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复制品,从而复制别人的成功。谦逊是正能量,自卑是负能量。人人都喜欢谦逊的人,没人喜欢自卑的人。

  7、为什么中国从遥远的古代直到明朝末年都保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水平?

  我们简单地浏览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

  首先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起源地之一。文明起源地的含义,就是人类文明在早期的集中发展区和精华区,是人类的各大人群中,最早跨越了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的分界线的区域。中国上承文明起源,从炎黄时期,到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乃至秦朝,中国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之一,都拥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这很容易理解,就是起点早,发展好。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中国当时的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和现代相比当然是非常简陋的,但是在同时代的世界上,应该说还是相当先进的。

  秦朝开启了地理版图上的中央郡县制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地理上的大一统。笔者其实不太愿意使用大一统这个词,因为这100年来,大一统这个词被用烂了,这个词上附带了太多的感情色彩和政治色彩,但是似乎也找不到可以替代的。

  然后汉朝取代了秦朝。汉初黄老之治,与民休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从短期来说,儒家思想中的大复仇主义为汉武帝反击匈奴提供了理论依据,就是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中说的:“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从长期来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君权天授学说一方面为君主提供了合法性说明,另一方面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制约君主的理论依据。儒家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位真正的天子。当儒家成为中国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当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中国只能有一位真正的天子后,中国实现了精神上的大一统。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直到明朝末年,中国是儒家社会。在中国作为儒家社会的时期,中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中国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在这漫长的近2000年里,保持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呢?

  简单说,因为中国一直有非常活跃的学者阶层和工匠阶层。

  如何理解?我们还是从科学技术的概念出发。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通过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而技术是改变世界的具体方法。在中国历史上谁掌握技术?工匠。谁掌握科学?学者。

  客观地讲,即使在现代社会,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从事技术工作和从事科学工作还是相当不同的领域。简单说,你选择研究科学和选择研究技术,你选择科学工作和选择技术工作是相当不同的职业生涯发展路线。

  举个例子,在机械行业,你可以从事纯粹的科学研究,你的职业就是大学里的教授或者研究员等。你也可以从事纯粹的技术工作,就是技术员(technician)。你也可以二者得兼,就是工程师。工程师要求既懂理论,也懂技术(工艺)。当然技术员如果能够多懂些理论对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不太懂理论、牢记规程、按部就班也可以做工作。教授如果可以懂些技术,对自己的工作也会大有好处,但是在某些纯理论的研究领域,不懂技术也没问题。

  再举个例子,某国家重点研究室招学生当实验员。这些学生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从事的工作是实验的具体操作,实际上就是技术员的工作。当然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提高,能够逐渐从技术领域向科学领域发展,或者说从具体工作向抽象理论方面发展。

  那么在古代也是一样的。各行各业的技术方法和技术诀窍,都是掌握在工匠手中。但是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对整个世界进行整体的思考,这些都不是工匠的工作,而是学者的工作。那么如果一个国家不仅有发达的技术,而且有先进的科学体系,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学者构成活跃的学者阶层。

  那么在儒家社会里,存在这种活跃的学者阶层吗?当然存在,就是儒家士大夫。

  儒家士大夫是学者吗?当然,儒家士大夫的首要身份就是学者。

  孔子是儒家学术流派的开创者。他首先是一位学者,或者说学问家,然后才是思想家和教育家,最后才是政治家。孔子曾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意思是说,周文王死了以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这是孔子的自矜。但孔子确实是当时社会公认的大学问家。

  实际上,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创立者都是学者。什么学者?穷究天地之至理的学者,探讨天道和人道关系的学者。

  有关儒家士大夫在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在后文中会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强调一下,技术是工匠的工作,科学是学者的领域,在现代都是不同的领域,在古代更是不同的职业。没有活跃的学者阶层就不会有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汉唐宋明这几个汉族君主统治的儒家社会里,始终存在由士、世家或者士大夫构成的活跃的学者阶层。这些人有知识、有见识、能够思考总结,这是中国在这几个朝代中科学技术保持世界领先的重要原因。

  此外,儒家社会里的的社会阶层划分就是士农工商,其中工就是工匠或者手工业者。在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的时期,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和最优秀的工匠阶层。中国曾经的辉煌当然也离不开他们的勤劳和智慧。

  简单说,有优秀的工匠,才有优秀的技术。有优秀的学者,才有对世界深刻的认识。有活跃的工匠阶层和学者阶层,才可能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水平。

  8、儒家士大夫如何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

  中国的儒家士大夫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呢?在明朝后期。

  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希望能够游说明朝的士大夫,以获得觐见皇帝的机会,向皇帝介绍自己的宗教。他发现,如果单纯谈论宗教,他很难有机会获得和明朝的士大夫见面的机会。但是如果提出要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他就在士大夫间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能够很轻易地见到明朝的高级别的官员。士大夫们不仅乐于和他谈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来向他学习这些知识。

  尽管利玛窦只想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来结识官员、获得传教机会,但士大夫们明显对利玛窦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要感兴趣得多。在徐光启的坚持下,利玛窦同意了共同翻译《几何原本》。在翻译过程中,许多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讨论,比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等。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后,按照明朝和葡萄牙的协议,外国人死后只能移葬澳门。但明朝的士大夫专门上奏万历皇帝,破例容许他埋葬在北京。朝廷百官都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根据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载说,“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当时有宫里的人问内阁首辅叶向高说,“远方来的宾客,从古到今都没有赐葬北京的,为什么单单对利玛窦先生如此宽厚呢?”叶向高说,“从古到今,远方来的宾客,你能找到一位道德学问可以和利玛窦先生相比的吗?不谈其他的,仅仅就他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书,就足以获得赐葬北京的荣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朝最高等级的士大夫完全理解《几何原本》的价值。他们称利玛窦为“子”,就是公认利玛窦为当时的大学问家。

  利玛窦通过传播科学技术来帮助传教的策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的传教士汤若望等在士大夫们的要求下,也纷纷翻译了大批西方的科学技术书籍。

  但是明朝的士大夫并不满足于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也就是说,先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书籍系统地翻译过来,然后组织人学习,做到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融会贯通,然后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对于翻译工作,徐光启表示:“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对于西方人在三千年里逐步积累下来的学问,通过翻译,让我们在几年间就能够享受他们的成果)。

  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时指出,“《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他还指出,“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

  徐光启还非常重视数学,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基础。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在给崇祯皇帝的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到,“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论述了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他提出“度数旁通十事”,分别是:历法、水利、音律、军事、理财、建筑、机械、土地测量、医药、计时:

  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

  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

  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

  其六,“营建屋宇桥梁,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 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的主要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是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在当时,无论中西方都还没有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在阐述数学的应用时,提出把数学的应用领域分为十类,分学科进行研究,这是世界级的思想成就。二是把数学作为基础来研究学问,通过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以求“有理,有义,有法,有数”,这和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完全一致。他对数学的认识和以数学为基础来研究学问的观点同样是世界级的思想成就。

  不同于当时西方的学者,往往需要寻求贵族或商人的资助以从事研究,徐光启作为明朝的高级官员,自己就掌握着大量资源。他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提出,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历法、水利、音律、军事、理财、建筑、机械、土地测量、医药、计时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而崇祯皇帝表示了积极的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

  在明朝士大夫的广泛参与和明朝政府的组织支持下,明朝人对西方的科技书籍进行了大规模翻译。现在可知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图说》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
  《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矿冶全书(共12卷)》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科隆版
  《测量全义》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罗马版
  《比例规解》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雅克•贝松
  《磁石测量法》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萨拉•安吉鲁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

  当时创作和翻译的科学技术著作的还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等共数千册。

  遗憾的是,不论是徐光启以数学为基础、分学科进行科学研究的路线,还是对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大规模翻译,都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在清朝,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来抵御西方的入侵)。魏源也算是他所在时代的智者了,但是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徐光启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相比,只能让人感叹文明的衰落是如此的清晰可见。

  为什么明朝的儒家士大夫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如此的热情呢?有三点原因。

  首先,儒家的首要身份是学者。作为学者,对新鲜的学问感兴趣是很自然的事情。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他首先是一位学者,一位集中国上古文化之大成的博学者。而在学者身份的基础之上,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最后才是政治家。而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也要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的艰苦学习,成为儒家学说的精通者之后,才有可能通过科举的重重考验,考取官员的身份,最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从作为学者的天然好奇心来说,对一门新鲜的学问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学到手,是很自然的事情的。学者不仅有好奇心,而且有好胜心。所以明朝的儒家士大夫希望通过翻译、会通和超胜,让自己成为比原来的自己更优秀的学者,成为比别人更优秀的学者。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意思是说,如果几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身上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圣人都需要从普通人身上学习,那儒家学者有谁敢说自己不需要学习了呢?难道你比孔子还牛?

  中国的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说,在其他人那里不起眼的、不重要的东西都可能对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有所帮助。他山之石尚且可以攻玉,那他山之玉呢?当然更要学习。在明朝的士大夫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是理所当然的他山之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向蛮夷学习,得到了千古美名,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为什么赞美?因为士大夫们认为,向任何人学习,哪怕向蛮夷学习,既对自己有所帮助,更是作为学者的谦逊的学习态度的完美体现。

  向蛮夷尚且可以学习,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被明朝的士大夫们尊称为利子,也就是说,一位大学问家,那么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就太正常了。

  其次,儒家及诸子百家的理论阐述都是先从对天道的认识开始的。天道就是宇宙的根本规则,要认识天道,就必须穷究天地之至理。因此,穷究天道之至理就是儒家及诸子百家的主要工作内容。而西方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同样是穷究天地之至理,或者叫做认识自然的规律。

  有人可能会问,我承认儒家士大夫是学者,但是他们不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吗?应该算是政治或者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吧。可是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知识,这根本不是儒家士大夫的研究领域吧,为什么他们会感兴趣呢?

  简单说,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大多数学者更类似于博物学者。

  儒家始于诸子百家的时代,那时各门各派的学者基本上对天地万物都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庄子的好友,名家祖师惠子(惠施)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数学里的极限概念。名家是探讨名实关系(名称和事实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哲学流派,但是也有这种在数学领域的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并没有学科的分化,所有的学者都是博物学者。

  诸子百家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的乱世,尽管诸子百家对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当时社会的主要需求是诸侯国如何通过增强国力,获得争霸的胜利,因此在乱世中的国家治理(耕战)方面表现更优秀的法家取得了胜利。汉武帝时期儒家胜法家,也是因为儒家能够解决汉武帝面临的现实的的政治问题。但是儒家有政治方面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儒家只包含政治思想。

  简单说,儒家及诸子百家都是通过研究天地万物,穷究天地之至理,然后把获得的对天道(宇宙的根本规则)的认识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主要的应用领域是政治,但人类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方面。

  如果说儒家士大夫对于西方的技术知识,如制炮技术感兴趣,有功利的考量,因为制炮技术有利于国防的话,为什么儒家士大夫会对《几何原本》这种知识感兴趣呢?为什么他们会把《几何原本》的地位置于其他所有引进的书籍之上呢?不仅优先翻译《几何原本》,而且说利玛窦仅仅因为带来《几何原本》这本书,就有资格赐葬北京呢?因为《几何原本》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对世界的认识,儒家士大夫认为这对穷究天地之至理极其有帮助。

  简单说,儒家士大夫作为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穷究天地之至理,从而获得对天道的认识,然后把对天道的认识应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西方的科学体系就是全新的认识天地之至理的方法体系,对于儒家学者有着巨大的启发和帮助。这就是儒家士大夫不仅重视西方的科学,而且把西方的科学置于技术之上的原因。

  通过这里的分析,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儒家是否认为科学是奇技淫巧呢?既然儒家学者的工作是穷究天地之至理,而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所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说,科学就是穷究天地之至理的方法及根据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天地之至理。这样的话,从概念上科学就不是奇技淫巧了。

  那么技术是不是奇技淫巧呢?奇技淫巧应该是说没用的东西吧,技术是有用的东西,怎么能说是奇技淫巧呢?比如说,一项能够提高农作物亩产量的技术对负责农政的官员是奇技淫巧吗?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设计对兵部的官员是奇技淫巧吗?一种有效的治水技术对治水的官员是奇技淫巧吗?当然都不是,只要技术有用,就不是奇技淫巧。

  最后,儒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逻辑很熟悉,不就是“天道指引人道,人道顺应天道”吗?

  儒家及诸子百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设计一种理想的秩序,但是什么样的秩序是最理想的秩序呢?中国古代先贤认为,人类社会和宇宙相和谐的秩序就是最理想的秩序。如果把宇宙的根本规则称为天道,人类社会的实际运行秩序称为人道。那么我们就把宇宙的根本规则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完美和谐的状态,或者说,天道和人道完美和谐的状态,称为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

  如何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呢?通过天道指引人道,人道顺应天道。天道指引人道就是说,按照宇宙的根本规则制定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而人道顺应天道,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要尽可能和宇宙的根本规则相协调,不断向宇宙的根本规则靠拢。这样人道不断趋近天道,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天道和人道的完美和谐。

  简单说,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基本逻辑就是,天道指引人道,人道顺应天道。如何做?就是先认识天道,然后把天道应用到人道中,也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此外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要遵循宇宙的根本规则,和宇宙的根本规则相协调。

  那么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先认识自然的规律,然后把自然的规律应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此外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要遵循自然的规律。

  在这里,儒家所说的天道就是宇宙的根本规则,也就是西方自然科学所说的自然的规律。儒家所说的人道也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或者说人类的社会运行规则,也就是西方自然科学所说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罢了。

  这样看来,西方自然科学所说的把自然的规律应用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要遵循自然的规律,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天道指引人道,人道顺应天道”吗?

  简单说,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基本逻辑,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逻辑是完全相同的。

  综合上述,我们从儒家的学者身份角度、从儒家及诸子百家与西方自然科学在主要工作内容和基本逻辑方面的相似来解释了明朝的儒家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技术体系的推崇和学习的原因。

  明朝的儒家士大夫对于一个全新的、还远远没有展现出全部潜力的西方科学技术体系,给与毫无保留的赞美,并给与全面的学习。他们自信而谦逊的态度,不仅是他们留给我们后代的中国人的宝贵财富,而且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也是展现学者魅力的光辉一页。

  明朝的儒家士大夫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第一反应就是通过翻译、会通和超胜,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并把这种体系变成中国自己拥有和融会贯通的体系,变成中国自己也可以独立发展和推动的体系。他们伟大的心态、行为和气魄,让我们后人高山仰止。从明朝的儒家士大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人类历史大多数时间的领先文明了。

  这部分的详细讨论见笔者的《明朝的儒家士大夫如何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笔者希望自己的每篇文章都是自我包含的完整的文章,当某些内容已经专文详细讨论过,而笔者需要再次引用这些内容的时候,笔者希望能够给出一个尽可能言辞简洁而内容完整的版本。但是当谈到明朝的儒家士大夫是如何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时,很多内容都是历史事实,很难简化压缩,因此这部分内容和其他文章可能重复的部分比较多,还请读者谅解。此外,部分历史证据搜集自网友的文章,并进行了整理和改写,在此一并谢过。

  9、儒家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角色

  我们知道,从遥远的古代直到明朝末年,中国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都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而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先秦、秦朝和汉初外,从汉武帝时期直到明朝末年这段时间里,中国都处于儒家社会时期。在儒家社会时期,中国的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而继承、发展和创新儒家思想的人就是儒家学者,也简称为儒家。

  那么儒家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有四种角色。

  (a) 记录和传承者
  (b) 技术的管理者
  (c) 策略的制定者
  (d) 科学的思考者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已经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儒家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基本上就是儒家。

  儒家是如何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的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中,诸子百家兴起,都提供了自己对天地万物、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同时提供了对乱世的解决方案。

  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下令,“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意思是,除了博士官所收藏、使用的书籍,民间有收藏《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的,都要送到郡守、郡尉那里烧掉。有胆敢偶然谈论《诗经》和《尚书》的当众处死。也就是说,除了在中央政府供职的某些官员的工具书外,诸子百家的著作被烧毁,在民间的传承被禁止。

  秦朝灭亡之后,通过考古发掘、学者的记忆、偶然发现的藏书,诸子百家的著作开始重见天日。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后,儒家成为官方的唯一意识形态。但是当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并没有禁止或阻碍其他诸子百家在民间的传播。

  然而作为民间的读书人,出仕或者说从政是读书人的理想工作,而要从政,就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所以,儒家经典就成为读书人最开始读的书和最经常读的书。尽管每个读书人在学习儒家经典之后都可能有自己的阅读偏好,但是儒家经典奠定了一个读书人的基础。从此儒家就成了读书人的别称。

  现在我们来看看儒家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儒家读书人是科学技术的记录和传承者。

  在中国,很多技术是工匠们世代相传,通过父子或师徒等关系,口头相传,亲身教授。因为很多工匠不通文字,所以这种传承是不留文字的,或者说不以文字为载体的。但是当遇到天灾、战乱或者某些工匠家族没有继承的子嗣时,如果没有文字传承,技术就很容易失传。这时如果儒家读书人把这些技术知识记录下来,写成书籍,刊印天下,就让技术失传的可能性降到最小了。比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书籍就保存了当时中国大量的技术知识,而沈括和宋应星都是儒家读书人。如果没有这些儒家读书人记录这些技术知识,一定会有很多技术失传,而且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这些技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

  为什么儒家读书人要记录这些科学技术知识呢?为了通过立言而不朽。儒家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此为三不朽。也就是说,靠道德昭显名声于后世,靠功绩昭显名声于后世,靠著书立说传名于后世,这是三种流传美名于后世的方法,也就是三种后世不朽的方法。

  有人可能会问,儒家不是最看重道德吗?这样不是立德最高吗?确实,在儒家看来,立德是高于立功和立言。但是有几个人能够通过立德来不朽呢?你可以说自己的道德品行很好,严格地遵守儒家的道德行为规范,但是你敢说自己可以靠道德昭显名声于后世吗?你敢说自己可以靠道德留美名于后世吗?靠立德而不朽,只有圣人和接近圣人的人才可能做到。儒家读书人可以把成为圣贤当做奋斗目标,但是真的成为圣贤,靠立德而不朽于后世,大多数儒家读书人是没有这种奢望的。那要怎么获得后世的不朽呢?只有立功和立言。

  立功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出成绩。如果有立功的机会,儒家士大夫当然不会放过。但是有时你可能没有机会,有时你可能没有相应的才能,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运气。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况且仕途莫测,你也不是想立什么功劳就能立什么功劳的。

  立言就简单多了,只要有感而发,有东西可写,加上有些闲暇的时间,人人都可以立言。写出书来,就算当世得不到认同,谁知道后世会不会有人赏识呢?而且立言和立德、立功并不是三项只能选一,立言的同时也不耽误你立德和立功,而且还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你可以通过立言阐明自己对道德的理解,这就是立德或者昭显道德的方式。你如果写出一本对当世有用的书籍,这本身就是立功于当世,也可能得到朝廷或上级的赏识。

  有人可能会说,就算立言,儒家读书人会先写对于儒家经典的认识吧,怎么会去记录科学技术呢?确实,在儒家看来,如果你能在儒家的学说上有所发展、有所贡献,是胜过写些搜集记录民间技术的书籍的。但是同样的问题来了,有几个人能够在儒家学说上有所发展和突破呢?你有这本事吗?看看中国历史上,真正在儒家学说上有重大贡献,在当世和后世留有美名的有几人?你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写出来的对儒家经典的心得和他们并列吗?而且你自己是否有这种资质,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的科举考试,早已是心中有数了。在这种情况下,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记录当时科学技术知识的的书籍,既在当世有用,也可以流传名声于后世,这是非常稳健的选择。其实考虑到儒家社会里读书人的数量,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来做记录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作,那么在当时就已经是世界第一,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了。

  此外,我们反复强调,儒家是从来不鄙视科学技术的,也没有任何理由鄙视科学技术。对于科学,科学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在儒家看来,科学就是穷究天地之至理的方法以及根据这种方法获得的天地之至理。谁敢鄙视天地之至理呢?至于技术,没有技术,官员哪来的政绩?

  儒家士大夫或许不会亲自去掌握技术的细节,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鄙视技术。比如说,我不擅长做饭,但是我不会鄙视擅长做饭的人啊。说到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在技术岗位上,就不需要自己掌握技术。

  举个例子,比如木匠,木匠要掌握使用锯子、刨子等技能,那么儒家士大夫需要学会具体如何使用锯子和刨子吗?不需要。但是如果是你掌管木匠的底层官员,你要知道木匠需要干什么活,要能评价他们的活干的是好还是坏,但是不需要你自己亲自做。

  如果从具体的木匠活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比如北宋李诫奉旨编纂《营造法式》,规定建筑设计和施工的标准,并颁布天下施行。这就是儒家官员组织工匠,然后把工匠的具体做法编写为书籍了。那么《营造法式》的编写是不是儒家的工作呢?是的,因为儒家的工作包括制定规则,建筑设计和施工的标准也是规则。

  当然如果你履试不第,吃不上皇粮,最后选择学门手艺,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次,儒家士大夫是技术工人和技术档案的管理者。

  在中国古代,技术既在民间的工匠中传承,也在官方的工匠中传承。从秦朝开始,中国建立了中央郡县制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常常需要大量的中央财政收入作为支撑。因此,中央政府常常会拥有某些行业的特许权,如酒业,或者垄断权,如盐业。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政府常常控制了许多行业,这就涉及到对这些行业的技术的管理。技术管理主要包括对技术工人和技术档案的管理。那么由谁管理呢?由儒家官员或者说儒家士大夫进行管理。

  儒家士大夫对技术工人的管理包括哪些内容呢?技术工人的薪酬设定、绩效考核、奖惩制度等。其实和现代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内容差不多。

  儒家士大夫对技术档案的管理包括哪些内容呢?技术档案的建立、归档、整理等。比如国家重要的武器的制造图纸,如宋朝的神臂弩的制造图纸由谁管理?当然是儒家士大夫。

  再次,儒家士大夫是科学技术的相关策略的制定者。

  举个例子,郑和下西洋,需要造很多船。那么需要多少船,多少大船,多少小船,什么技术水准的船,造价多少,工期是什么时候,这些由谁决定?当然不是由工匠决定的,工匠是执行者。是由兵部的官员决定的,兵部的官员是什么人?儒家士大夫。在造船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底层的小的技术难题,可以由工匠来解决,但是比较高层级的问题,比如选择什么技术线路,由谁决定?当然还是儒家士大夫决定。

  很多在国家层次的科学技术的策略的制定,参与的人必须会识字,必须有文化,也只能由儒家士大夫来做。实际上这些策略的制定并不涉及技术的细节,而只要求对于国家有哪些需求、技术上是否现实等方面有宏观的把握。其实和现代社会也差不多,高层次的决策者并不需要知道太多技术细节,但是要知道国家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等。

  当然,承认儒家士大夫是国家科学技术的相关策略的制定者,并不是否认工匠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的角色和贡献。毕竟工匠掌握技术,发展技术也要靠工匠。没有工匠,再好的科学技术的策略也不可能得到实施。但工匠和儒家士大夫,前者负责微观、具体的技术事宜,后者负责宏观、总体的技术策略,两者都不可或缺。

  再举个例子,宋朝编写并颁布了《营造法式》以及许多医书,这就是国家标准了。国家标准由谁制定?还不是儒家士大夫?儒家士大夫总结工匠的经验,然后颁布全国,儒家士大夫就没有功劳啦?那让工匠自己总结,自己颁布全国,可能吗?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工作都和儒家经典没关系啊?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具体工作,当然属于儒家实践的范畴。

  有人可能会问,儒家懂技术吗?直接管理技术工人和技术档案的官员当然是懂的,但是不要求掌握得象工匠那么细致、不要求自己能亲手操作。当然如果你对技术有浓厚的兴趣,喜欢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也由得你。但官员的工作和工匠是不同的,只要别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此外,读过书的人,或许动手能力不如工匠,但是思考问题的能力可能比较强。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意思是说,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啊。有一位农夫问我问题,我本来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就从他的那个问题的首尾两端去询问,才知道很多事情,然后尽量地回答他。

  这说明什么?因为读书学习过,思维经过训练,所以思考问题有逻辑性,学得很快,领悟得深,善于总结。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专业不对口,但是只要自己用心,做什么上手都很快。为什么?因为在大学里读了书,思维经过训练。此外,大家在生活中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解决专家的人。当你拿自己行业的难题去咨询他时,他不熟悉你的行业,但是只要问你几个问题,就能很有逻辑性地把你的问题分析得条条有理。这就是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

  在这里,笔者再次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是贬低工匠。没有中国古代工匠的技术、智慧和努力,就没有古代中国的辉煌。但是工匠和儒家士大夫、工匠和读书人并不是二选一的选择。有工匠,没有读书人就没有领先的文明。有读书人,没有工匠,这是虚假的世界。

  最后,儒家读书人是科学的思考者。

  我们知道,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概念。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而技术是改变世界的具体方法。

  那么在古代,谁掌握技术呢?当然是工匠。谁掌握科学呢?就是学者了。

  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要建立科学体系,要改进科学体系,必须通过思考和总结,这些就是学者的工作了。

  简单说,创新技术要靠工匠,但是打造科学体系就必须靠学者了。

  在从汉武帝时期到明朝末年的儒家社会里,中国的学者是谁?都是儒家读书人。或许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与现代科学相比是比较简陋和笨拙的,但是和同时代的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和同时代的西方相比,却还是先进而有独到之处的。

  儒家读书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这些都需要现代学者更深入的研究。

  综合上述,我们阐明了儒家读书人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应该说,近100多年来,我们对儒家思想和儒家读书人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没有研究,而且持排斥态度。为什么呢?因为这100多年里,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的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历史观是实际上的主流历史观。

  在新文化运动中,智者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挡了向西方学习的道,所以要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而儒家是中国近2000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最简单和根本的方法就是彻底否定儒家,即反儒。其实如果要反儒,你反反清朝的儒,也没人会说什么。但是他们想斩草就要除根,从孔子创立儒家时就开始否定儒家,试图从根源上否定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看看我们分析的儒家学者和儒家官员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彻底否定儒家,可能吗?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一条鱼的话,儒家就是鱼骨头,剔掉了鱼骨头,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就成了一堆松松散散的鱼肉了。

  中国在从汉武帝到明朝末年的儒家社会时期,明明是中国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却非要说儒家打压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合乎逻辑吗?那怎么样才能不打压呢?和西方一样,先来个黑暗的中世纪,然后再来个文艺复兴,就可以当伟大的西方人了?

  还有人说,我们反儒反了100年,现在中国不是发展得挺好吗?这说明反儒还是有用的。历史不能重来一次,你如何证明反儒和中国的成功的因果联系呢?如果想向西方学习的话,只要西方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优秀,这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充分理由了。难道一定要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然后绝望地向西方学习,最后说学习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对自己的批判够彻底?难道中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在相对适合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中国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吗,难道是因为自我否定?

  10、如何对待科学?什么是科学的态度?

  我们谈到,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那么如何对待科学呢?或者说采用什么态度对待科学呢?

  我们还常常听到人们说,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态度呢?科学并非人,科学自己当然不会有什么态度,科学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符合科学的态度”的简称。

  如何对待科学?采用什么态度对待科学?什么是符合科学的态度?其实这三个问题有相同的答案。

  如何对待科学?包含两点,一是半信半疑,二是暂且使用。二者合一,就是怀疑并使用。

  采用什么态度对待科学?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或者说“符合科学的态度”?同样包含两点,一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二是暂且使用的态度。二者合一,就是怀疑并使用的态度。

  如何理解?

  先看半信半疑。虽然是半信半疑,但信要有根据,疑要有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常常听说,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可证伪性。有证伪可能就是科学,不能证伪就不是科学。什么是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就是说可能被证明是错的。

  科学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同,我们可以把科学的定义简化为科学就是我们当前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既包括当前认识世界的方法,也包括当前认识世界的结果。

  那么我们当前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是就等于我们最终对世界的认识呢?我们现在对世界的认识不是不就等于我们1000年后对世界的认识呢?当然不等于。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会不断进步、不断加深,我们现在对世界的认识,在未来可能被证明是太过粗糙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对世界的认识在未来可能会被改进、被替代、甚至被彻底推翻,这就是科学的可证伪性。科学的可证伪性在本质上就是说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在不断进步的,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的,科学作为对世界的认识是在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原有的认识被更新的认识所代替,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因为科学的本质属性就是可证伪性,所以所谓科学真理是不存在的。在这里,真理是指那些永远正确和永恒不变的对世界的认识。因为真理永远正确和永恒不变,不能被证伪,所以真理就必然不是科学。反过来,科学作为当前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和永恒不变,所以科学必然不是真理。

  既然科学或者说我们当前对世界的认识以后一定会改变,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重视科学呢?因为我们不能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未来,从未来带回未来的科学,带回未来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现在有的只有现在的科学,现在对世界的认识。此外,通过科学,我们可以发展技术,可以改造世界,可以获取人类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简单说,我们重视科学,不是因为科学是什么真理,科学从来不是真理,只是因为科学有用罢了。

  如果在某种假想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所在的宇宙不过是外星人的一个实验,然后外星人改变了实验条件,我们生活的宇宙的规则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的对世界的认识被实践证明完全错了,那么我们不会坚持什么科学真理,而是会第一时间放弃原有的科学体系,重新建立可以解释新的宇宙规则的科学体系。

  简单说,科学的态度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信?因为科学有用。为什么疑?因为科学会不断改变,现在认为对的以后可能会被发现是错误的。

  我们还可以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科学的态度。

  《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说,孔子一点也没有四种毛病,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

  毋意,就是不凭空揣测。也就是说相信也罢,怀疑也罢,都要有根据,要有论据。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盲目相信,也不要盲目怀疑。简单说,要有证据,科学靠证据说话。

  毋必,就是不绝对肯定,也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科学的可证伪性,因为科学是当前对世界的认识,以后一定会改变。因为现在认为对的,以后可能会认为是错的。

  毋固,就是不拘泥固执。也就是不要没有来由地坚持某一种观点,要对其他的观点保持开放心态,自己的观点是有可能错的。这是指对不同的观点的开放态度。

  毋我,就是不唯我独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地位、权威或者经历而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要对别人的观点保持开放态度。这是指对不同的人持有开放的态度。

  孔子的这种态度,就是对科学的态度和学者的态度的简洁而完美的说明。

  有人可能会问,孔子懂科学吗?用孔子的话来解释科学,不是牵强附和吗?是的,孔子可能从来没听过“科学”这个词汇,但是孔子知道“格物致知”这个词,这是在《礼记•大学》的内容。而且对于什么是学者和什么是学者的态度,恐怕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几个能比孔子更了解的了。此外,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至理,既是科学的工作内容,也是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工作内容,孔子当然很熟悉。

  在这里我们举个例子,通过某个古人类学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解释科学理论的建立和更新,同时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半信半疑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理论。

  在某A地和相隔500公里的B地都发现了古代人类的化石。在A地发现的古人类的化石是20万年前的,在B地发现的是10万年前的,这两处古人类化石是同一个古人类分支的。古人类学家就建立理论,来解释这两处古人类化石说,古人类是从非洲走出,走到我们这个地方,先到A地,然后一支迁徙到B地的。这是个有效的古人类学理论,解释了考古发掘的证据,也可以说,这个理论得到了考古证据的支持。顺便说一下,理论就是观点或者看法。科学理论就是在科学领域的观点或看法。

  5年后,在B地的继续发掘,找到了3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现在A地化石是20万年前的,B地化石是30万年的。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新的信息,就要修改现有的古人类学理论了。修改后的理论就是,古人类先到B地,后迁徙到A地。这没有任何问题。

  再5年后,在A地的继续发掘,找到了4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现在A地化石是40万年前的,B地化石是30万年前的。然后修改理论,古人类从A地迁徙到B地。

  再5年后,在B地的继续发掘,找到了5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现在A地化石是40万年前的,B地化石是50万年前的。然后修改理论,古人类从B地迁徙到A地。

  好了,现在看这段故事,好笑吗?外行人也许觉得好笑。但是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过程,这就是理论的发展过程,这就是理论的可证伪性。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可能被未来的新证据、新信息、新实践所否定,所证伪。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在这里是古人类学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科学的可证伪性的说明。

  有人可能会问,他们何必这么着急来更新自己的理论呢?多等几年,等到没有新证据出现,再一次性更新自己的理论不行吗?首先,我们需要及时更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这些认识在本领域内或领域外可能马上有用。其次,多等几年?没有人能够预料多长时间之后会有打破现有理论的新的重大证据出现。你等到什么时候呢?最后,学术领域里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如果你有重大发现却未能及时发表论文,别人在你之前发表了论文,你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就白费了。所以在学术领域里,走过必要的流程之后,尽快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是最好的选择。

  科学的态度不仅包含半信半疑的态度,而且包含暂且使用的态度。为什么是暂且使用呢?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当前的科学、当前对世界的认识可以用。我们只能基于当前的科学来发展技术,然后用技术改造世界。我们不可能乘坐时光机器,到未来去带回未来的科学供我们现在使用。当然,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也不断使用最新的科学,基于最新的对世界的认识开发技术、改造世界。半信半疑的态度和暂且使用的态度合二为一,就是怀疑并使用的态度,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最后,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科学的态度。就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国史籍记载的所谓疑古、信古和释古的学术流派之争。

  疑古是指对于中国史籍的记载,在没有出土文物佐证的情况下,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这里怀疑的态度,可不是我们说的对科学的半信半疑的态度,而是倾向于认为是假的。疑古者声称,“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信古是指对于中国史籍的记载,在没有出土文物佐证的情况下,持相信的态度。而理由是应该对中国的历史保持一种温情。
 
  释古则是指除非有证据反对,对于中国史籍的记载,不能妄加否定,只要加以解释就行了。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释古当然是最典型的科学的态度,完全从证据说话,没有证据别说话。信古也是科学的态度,但是它的理由也很特别,是温情,这不是纯粹的科学的理由。但是它反映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是冰冷的理性机器,还是应该有情怀呢?科学家应该爱自己同种同族的人吗?而疑古呢,是典型的违背了科学的态度,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史籍上的记载是错的,你凭什么怀疑呢?疑古派的种种惊世骇俗的观点在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考古发掘打脸,其根本原因就是疑古派不用直接证据说话,而大多数是主观臆断。

  为什么会出现疑古思潮?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智者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向西方学习不顺利,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太深厚。为了向西方学习,必须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彻底毁灭中国人思想中和精神中的旧的中国。古人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通过否定中国史籍的记载,否定中国历史的神话,来挖中国的历史的根,从而从根源上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这就是疑古思潮的利益诉求。

  举个例子,有人质疑说三皇五帝不存在。你说他们不存在,总得有证据吧?

  简单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拿张纸,在纸的中间画条线,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一栏列出支持三皇五帝存在的证据,就是中国的史籍记载的证据,右边一栏列出反对三皇五帝存在的证据,或者说是支持三皇五帝不存在的证据。然后比较左右两组证据的效力,看哪边的证据更有力量、更有道理,最后得出三皇五帝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是基于当前的信息或者证据的。如果有新的信息和新的证据出现,我们要重新评价支持的证据和反驳的证据,重新得出结论。

  现在的问题是,支持三皇五帝存在的证据很明确,就是古代史籍的记载。反对三皇五帝存在的证据在哪里呢?而且在逻辑上,如何证明在古代不存在三皇五帝呢?证明当时所有的人都不是三皇五帝?这似乎是没法证明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质疑三皇五帝的存在,是违背科学的。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籍上的记载也不一定完全靠谱啊。人家再不靠谱也是证据,你们凭空揣测连证据都算不上。

  而对于信古的人,虽然他们因为什么温情的理由去相信古代的史籍,现在看起来很可爱。但是他们是在当时的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逆向种族主义的黑色浪潮中的一抹温暖的灯光,是历史中难得的温情。我相信,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也会用温情来看待这些人。是的,爱自己的国家,爱中国,爱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从来不是什么百分之百的理性,是需要情怀的。如果人人都是百分之百的理性的话,那民国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当中国人了。

  11、为什么在清朝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清代明后,满清统治者致力于建立一个静止的社会,因为只有在一个静止的社会里,满清统治者才有信心让自己家族的统治原模原样地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由此,清朝的官僚社会取代了明朝的儒家社会。这就是满清时中国文明和文化走向衰落,而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的原因。

  如何理解呢?我们仔细来说。

  首先,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位君主的统治目标都是希望让自己家族的统治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但是如何做到呢?不同的君主会采用不同的方式。

  我们可以简单比较汉族君主统治的儒家社会和满清君主统治的官僚社会。

  我们先看汉族君主统治的儒家社会。在一个汉族君主统治的儒家社会里,延长家族统治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按照儒家经典所说,成为儒家认可的明君,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君”。“君君”就是君主要象个君主的样子,或者说,君主要遵守作为君主的规则。这个规则由谁制定?由儒家读书人来制定。如果君主所遵守的规则由君主自己制定,自己制定规则自己遵守,就相当于君主不用遵守规则了。君主必须遵守儒家制定的规则,这就是儒家思想对君权的约束和儒家士大夫的话语权的由来。我们知道,话语权就是统治权的一部分。因此,在真正的儒家社会里,皇帝和士大夫都是统治阶层。皇帝有治统,是国家政权的代表和象征,是最终的决策者。儒家士大夫有道统,道统就是话语权,是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最终评价权,同时士大夫还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皇帝和儒家士大夫相互制约,这就是儒家社会。

  在儒家经典中罗列了作为君主必须遵守的规则和作为君主必须效仿的榜样和行为。简单说,或者君主自己很有才能,或者委政于贤人,行善政,爱护百姓,尊重读书人,特别是要尊重读书人的话语权。这样汉族士民越兴盛,自然皇帝的位子就更稳,也就能为自己的后代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自己家族的统治就更可能长久。

  但是对满清君主来说,成为儒家社会的理想君主就不一定能让自己家族的统治天长地久了。汉族士民越兴盛,满清君主就越没有安全感。如果哪天因为自己或者自己子孙的某些过失,汉族士民起来造反,说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孙是胡人政权,要驱逐自己,那该怎么办呢?

  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好汉族士民呢?现在可以统治,如何保证将来也可以统治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建立一个静止的社会,让中国的社会不发生任何变化。这样,现在可以统治,将来也自然可以统治,就能够让自己家族的统治尽可能地原模原样地持续下去。

  如何打造静止的社会,如何让中国不发生任何变化呢?就是通过文字狱严格审查所有的思想和技术。这些思想和技术包括中国原有的思想和技术,中国内部新产生的思想和技术,还包括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新技术。对满清君主而言,只有明确地有利于加强自己的统治的思想和技术才能被允许保留下来,任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的思想和技术要么被销毁,要么永远没有被实施的机会。

  例如,乾隆皇帝借编撰《四库全书》为名,禁毁天下的书籍,被禁毁的书籍数量远远超过了《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数量。许多以“皇明”二字打头的书籍被禁毁,只留下了书籍的名称。为什么要禁毁“皇明”二字打头的书籍呢?因为满清君主不允许留下任何关于明朝的正面描述。在满清君主看来,这些书籍有可能让人们思念前朝,是不稳定因素。实际上,在满清君主看来,任何书籍,只要有可能带来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对满清君主统治的怀疑,都必须立刻销毁。而类似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所提及的进一步削弱君权的主张在清朝当然永远不可能有实施的机会。

  对于新思想和新技术,满清统治者一向采取极其警惕的态度。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里的满清统治者主要指满清君主和极少数权贵,当然不包括旗人百姓。清朝时,旗人百姓有薪水,无权利,当然是被统治者,不是什么统治者。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既然自己的统治可以持续,自然不需要什么新思想和新技术。就算西方人坚船利炮打上门来了,不得已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了,如果真把泰西蛮夷给制了,那么学到的蛮夷之技也就够用了,不需要再发展了。

  为什么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两百多年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倒退了?这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闭关锁国。因为中国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领先文明内部就有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的能力。就好像汉朝,当然汉朝是个开放的朝代,但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和汉朝对外开不开放毫无关系。为什么领先文明能够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因为领先文明内部的多样性,或者说领先文明内部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就会导致人们的想法不同,想法的不同和冲突就是持续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的源泉。

  简单说,满清把作为领先文明的中国变成了野蛮国家的主要原因是对内的封闭,而不是对外的封闭。当然作为中国,只要对内开放,内部思想活跃,自然不会闭关锁国。就好像一个企业,如果容许内部员工有活跃的想法和积极的讨论,自然不可能排斥外部的有益的思想和外部智力的帮助。满清的一切统治政策的根本原因就是只有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他们才有信心让自己的统治最大限度地地维持下去。

  如果说,建立一个静止的社会是满清统治者的统治目标的话,这一统治目标体现在体制上,就是满清统治者用官僚社会取代了明朝的儒家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清承明制,这不是常识吗?清承明制之后,对明朝的制度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改变。其实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最大的疑问是,清朝的制度和明朝的制度在本质上的不同是如此清晰,却似乎没有人指出,反而让清承明制成为了常识。也只有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当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判断之后,对明清制度之别的讨论才在网友之间流行起来。

  儒家社会是一种官僚社会,但是官僚社会不一定是儒家社会。那么明朝的儒家社会和清朝的官僚社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看什么是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核心就是对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义务和相互关系的阐述。

  在明朝的儒家社会里,皇帝有治统,就是国家政权的代表和象征,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而士大夫有道统,道统就是话语权,也就是儒家行为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最终批判权。因为话语权也是统治权的一部分,所以士大夫阶层也是统治阶层。由此,在明朝的儒家社会里,皇帝和士大夫都是统治阶层,他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皇帝用治统或者说最终的决策权制约士大夫,士大夫用道统或者说话语权制约皇帝。必须强调一点,士大夫的道统不是来自皇帝的授与,而是上承古代先贤,也可以说是上承天道的。换句话说,上天把治统授与皇帝,把道统授与士大夫,并让二者相互制约。

  而在满清官僚社会里,皇帝当然还是有治统,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和代表,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但是满清皇帝剥夺了士大夫的道统,或者说话语权。士大夫失去了话语权,也就是失去了儒家行为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最终评价权。这时,士大夫就再也没有制约皇帝的权利,而成为单纯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僚。有道统、有话语权才是士大夫,没有道统、没有话语权就是官僚。因此在清朝,没有士大夫,只有官僚。在满清官僚社会里,只有皇帝才是统治者,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极少数满清权贵也是统治者,比如垂帘听政的太后,其他的所有人,包括所有的旗人,所有的官僚,所有的人民都是被统治者。为什么说他们是被统治者呢?因为他们没有统治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完全来自皇帝。皇帝给你权利,你才有权利,皇帝不给你权利,你就没有权利,而且你没有任何质疑皇帝命令的权利。

  明清在体制上的不同突出表现在明朝有朋党,而在满清只有帝党,没有朋党。

  所谓朋党,就是因为政治理念的竞争或者政治资源的竞争而结成的官僚小集团,当然政治理念的竞争最终还是表现成为政治资源的竞争。毕竟有了政治资源,才能实施自己的政治理念。朋党之争的前提是士大夫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而且可以公开辩论这些政治主张。如果朋党之争限制在良性范畴里,就是观念的相互激发和权利的相互制约。如果朋党之争成为恶性的,就变成了互相拆台。因为在儒家社会里,士大夫的话语权是天然的权利,士大夫天然就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面对士大夫的争论,皇帝常常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皇帝没有权利让士大夫不说话。

  明朝的朋党之争,实际上就是任何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可能出现的政治斗争。它和现代民主国家里的党派之争没有任何不同。当然现代民主国家的党派之争,同样可能有良性的和恶性的,大家都看得很多了。

  而满清皇帝则认为朋党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问皇帝就可以了,皇帝决定了,大家执行就可以了。皇帝决定了的事情,还有人敢说三道四,这太奇怪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满清皇帝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儒家社会,也不理解儒家社会里的士大夫的话语权。他们认为,让你说话你才能说话,让你提建议你就提建议,让你闭嘴你就得闭嘴。简单说,满清皇帝既不理解、也不需要有话语权的士大夫,他只理解、也只需要单纯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僚。

  在科学技术方面,明朝和清朝在体制上的不同就体现在:在明朝的儒家社会里,士大夫是学术权威,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而在清朝的官僚社会里,满清皇帝才是学术权威。

  在明朝的儒家社会里,儒家士大夫拥有道统,就是话语权。话语权不仅包括儒家行为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最终评价权,而且包括作为学者的学术自主权,或者叫学术自由。或者简单说,话语权也包含学术的话语权。

  在实践中,既然儒家士大夫拥有道统,可以制定社会的基本规则,连皇帝都可以批评,那么拥有学术自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简单说,儒家士大夫拥有道统,自然就有学术自由,自然就是学术权威。换句话说,儒家士大夫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威是儒家的道统的自然延伸。那么道统来自哪里?不是来自皇帝的授与,而是继承自上古圣贤。既然在儒家社会里,皇帝不能剥夺儒家士大夫的道统,自然也不可能剥夺道统的延伸——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威。

  当儒家士大夫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时,他们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皇帝根本没有干预的权利。其实在儒家社会里,学术就是士大夫的事情,和皇帝压根没关系。所以我们会看到,当徐光启向崇祯皇帝上奏折,提议推广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设立专门的机构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崇祯皇帝一概同意。为什么皇帝全都同意?因为皇帝不懂学术,学术就是士大夫的事情,皇帝也没有不同意的理由。

  即使在和皇帝密切相关的政治学术领域,皇帝也没办法亲自上台,和士大夫打擂台。因为谈到对儒家经典的精通,皇帝根本就不是儒家士大夫的对手。比如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事件,皇帝最后还是要靠其他的大臣(观政进士张璁)才能抵抗住反对者的涛涛口水,否则他只有耍赖一招了。所谓耍赖就是皇帝行使他的最终否决权,把相关的奏折留在宫内,不予答复。但是皇帝耍赖既不体面,也无法说服士大夫,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拖延问题。

  简单说,在儒家社会里,儒家士大夫的学术权威和学术自由,是道统的自然延伸。皇帝不能干预士大夫的学术权威和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皇帝不能和士大夫争夺道统。

  到了满清的官僚社会,满清皇帝一开始就剥夺了儒家士大夫的道统,或者说话语权,把可以面斥君王之过的士大夫变成了单纯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僚。在学术领域,康熙皇帝钦定了多本书籍。他每钦定一本书籍,就立刻消灭了一门学问。为什么?因为康熙皇帝每钦定一本书,就是以皇帝的身份做出了一个学术结论,或者说是皇帝对这本书的背书。而在满清文字狱的强大威力下,任何人一旦说出不同于康熙皇帝的意见,就是质疑了康熙皇帝的权威,就要身死族灭。在这种情况下,谁是学术的权威?当然只有康熙皇帝了。而乾隆皇帝则得意地公开宣称,说自己是集治统和道统于一身的皇帝,这是自比上古圣王了。

  满清皇帝手握道统,拥有对规则的制定权和对一切事情的解释权和最后评价权,这当然也包含对所有学术问题的解释权和评价权。再加上文字狱的强大威力,和对任何可能不合皇帝心意的思想和技术的严厉惩罚,逼得清朝的儒家学者无路可走,只好躲到训诂学的小角落里去了。虽然在满清一代,训诂学的成就远超前代,但是对中国文明而言,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由此可见,满清皇帝手握道统,就自然成为了学术的权威,而学者自然就没有学术自由了。当然也不乏有些人想突破学术的限制,在思想和技术上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但是结果都很不好。如果每位学者都要冒着身死族灭的风险去试探满清皇帝的学术倾向,那么这种人只会越来越少,最后消失。

  谈到康熙皇帝时,似乎有种流行的说法,说康熙皇帝爱好西方的科学技术。实际上,他确实接受了传教士作为礼物的某些西方制品,此外他还对数学表现出一定兴趣,但是在他的传教士老师看来,他并没有表现出数学方面的任何才能。康熙皇帝也从来没有表现出要在中国推广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任何意愿和行为。后世满清的吹捧者声称康熙皇帝“崇尚”西方科学技术,这“崇尚”二字用得非常妙。“崇尚”既可以表示内心的某种愿望,也可以表示有某些行动。通过使用模糊的“崇尚”一词让那些对康熙皇帝不了解的人以为康熙皇帝真的做了什么推广西方科学技术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干。至于康熙皇帝内心深处到底是不是崇尚西方科学技术,你又不是康熙,你怎么知道呢?你敢说他在内心中不“崇尚”西方科学技术吗?

  其实,康熙皇帝接受西方制品作为礼品,只是一种礼仪。他对数学表现出的某些兴趣,开始只是他一时的好奇心,然后就成为他在臣子面前自我吹嘘的话头。但是从康熙皇帝的角度来说,既然他已经牢固地统治着中国,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他的统治并没有一目了然的帮助,他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推广西方的科学技术。

  在中国古代,钦天监(各朝各代有不同名称)是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的机构,而天象常常和朝代兴衰、灾祥祸福联系在一起。从顺治时期开始,钦天监的主要官员均由西方传教士担任。为什么?当然不是因为西方传教士掌握了什么汉人学者永远学不会的高深知识,而是因为满清君主对西方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很放心。这样,西方传教士掌管了中国官方的天文学研究,那么满清一代中国在天文学上没有任何进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作为学术权威的满清皇帝只对加强自己的统治感兴趣,那些只能单纯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僚自然也就能体会皇帝的意图,专心维持朝廷的统治了,对于什么新思想、新技术自然就兴趣缺缺。直到西方人坚船利炮打上门来,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才不情不愿地进行改变,那时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简单说,在满清官僚社会里,满清的皇帝拥有道统或者说话语权,是学术的权威。作为学术权威的满清皇帝只对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感兴趣。满清皇帝通过文字狱对那些有可能对自己的统治造成不利影响的思想和技术进行严厉打击,而对于那些看上去不是直接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新思想和新技术又兴趣缺缺。在这种情况下,满清官僚上体圣意,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什么兴趣就很正常了。

  那么为什么满清君主不承认士大夫的道统呢?因为他们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就是,君臣就是主仆。

  满清在夺得天下之前的社会形态是渔猎部落社会。中国的社会形态变化依次是:原始社会、部落社会、封建社会、法家社会、儒家社会、满清官僚社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猎部落社会即使是在部落社会阶段都算比较原始的形态。在渔猎部落社会里,私有财产刚刚出现,私有财产制度还不完善。这时,在部落首领看来,部众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部落首领和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我们知道,到了封建社会以后,私有财产制度才相对发展完善。封建社会里的君臣之间不是主仆的关系,臣不是君的奴仆,臣的财产不是君的财产,臣的奴仆也不是君的奴仆。但渔猎部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简单说,在渔猎部落时期,在部落首领看来,部落里的所有人、财、物都是自己的私有物。部众就是自己的奴仆,部众的财产也是自己的财产。部落首领之间还经常相互转让或赠送部众,而完全不需要征求部众的意见。

  在汉人的历史中,君臣和主仆有本质不同。什么是君臣关系?在一个国家里,君和臣各有其权利和义务。在儒家看来,孔子说“君君臣臣”,就是说,君要遵守君的规则,臣要遵守臣的规则。孟子则进一步说,君君则臣臣。就是说,只有在君遵守了君的规则之后,君才有资格要求臣遵守臣的规则。也就说,“君君”是“臣臣”的前提。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篇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写道,“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就是说,君主与官员都是为了管理天下而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降低君主的地位和士大夫一样了。“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就是说,天下比君主重要得多了。这些言论就是儒家在为进一步削弱君权做理论铺垫。

  而什么是主仆关系呢?主仆就是主子和奴仆(或者说奴才)。主仆关系包含两点:a. 奴仆不能反对主子的意见,在主子同意的前提下,奴仆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给主子参考,但是一旦主子做出决定,奴仆只能执行,不能反对,也不能阳奉阴违。或者说,奴仆只能单纯地服从主子的命令。b. 主仆一家,共荣共辱,甚至共生共死。

  在汉人看来,从封建社会开始,夏商和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明朝,大臣从来都不是奴仆。如果某位君主把大臣当成奴仆对待,在儒家看来,这是对大臣的羞辱。君臣关系和主仆关系的不同突出表现在君主必须尊重大臣,而主子是不用尊重奴仆的。那么在儒家社会里,谁是皇帝的奴仆呢?只有太监是皇帝的奴仆。所以皇帝不用尊重太监,可以随意处置太监。此外,因为太监是皇帝的奴仆,也是皇帝的财产,如果太监犯了事,也只有皇帝才有权处置。就算大臣们天天上奏折,嚷嚷着要处罚某个太监,只要皇帝顶得住压力,行使留中不发的否决权,大臣也只有干瞪眼。

  当然这种儒家社会中常见的大臣和太监相斗的桥段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在明朝,大臣们常常通过对太监喊打喊杀来敲打皇帝。对士大夫来说,面刺君王之过是最大的道德。对儒家社会的君主来说,心态良好地接受大臣的批评也是君主的道德。但是如果大臣天天当面骂皇帝,让皇帝恼羞成怒,导致君臣关系破裂,就成了政治危机。有了太监作为缓冲,挨骂的是太监,背锅的也是太监,君臣之间的相处就容易多了。

  满清皇帝认为君臣就是主仆。某位满清皇帝曾经向汉族大臣强调说,我建州女真极重主仆之别。他向汉族大臣说这些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满清皇帝看来,君臣就是主仆的别名。既然君臣就是主仆,那么满清皇帝就用主仆关系来要求大臣对自己的无条件忠诚和服从。因为主仆关系除了奴仆对主子的绝对服从,还包括主仆一家,共荣共辱,共生共死,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满清皇帝亲领的上三旗才是皇帝的奴仆。但是有时,满清皇帝为了展现自己和下属的亲密关系,也把奴仆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旗人范围。至于汉族大臣,从来不是满清皇帝的奴仆,因为汉人大臣和满清皇帝不是一家人。但满清皇帝仍然要求汉族大臣对自己的忠诚类似于奴仆对主子的忠诚,要求汉族大臣对自己所负的义务类似于奴仆对主人的义务。至于汉族百姓,当然就更不是皇帝的奴仆了,你和皇帝当然不是一家人。

  既然满清皇帝把大臣当做奴仆,那么大臣还有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吗?当然是没有了。而主子对奴仆的期望是,奴仆想主子之所想,急主子之所急,不要让主子不开心。

  简单说,在汉族君主统治的儒家社会里,儒家士大夫拥有道统或者说话语权,而儒家士大夫的学术权威和学术自由直接来自道统。因为儒家社会的皇帝无权剥夺士大夫的道统,所以皇帝也不能干涉士大夫的学术权威和学术自由。这就是在儒家社会里,学者拥有充分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因。

  而在满清君主统治的官僚社会里,满清君主自我吹捧为集治统和道统于一身的君主,就是说满清君主才拥有话语权,满清君主才是学术的权威和学术的最终决定者。而满清君主的统治目标是通过打造一个静止的社会来让自己家族的统治能够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当拥有这种统治目标的满清君主成为学术权威,满清社会在科学技术上停滞甚至倒退就很好理解了。满清君主严厉打击任何看似不利于自己的统治的思想和技术,而对那些看似对于加强自己的统治没有一目了然的帮助的思想和技术也缺少兴趣。而满清一朝严酷的文字狱造就了险恶的学术环境,这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学术风险、削弱了人们的创新动力,从而让一个几千年来都是创新的领导者的中国成为一个野蛮国家。

  有人可能会问,你把满清说的这么差,那满清怎么得的天下呢?其实满清灭亡明朝,就好象一个成年人生了重病,被一个小孩子拿着刀子杀死了。如果你惊呼这个小孩子是天下武力最强的人,就太矫情了。即使是最无耻的满清吹捧者也会承认,如果明朝自己不出问题,满清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的。那么满清是因为什么得天下的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运气足够好。也许有人会说,单凭运气就可以得天下吗?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也可以得天下的。如果你投胎成了中国历史上某位皇帝的皇后的独子,然后顺利长大了,再然后皇帝死了,你就可以很轻松地当皇帝,得到天下了。

  12、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障碍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都是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领导者或领导者之一。在经历了满清的文明衰落和民国的乱世之后,中国开始全面建设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加入了国际学术社区,和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共同合作,共同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尽管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科学技术的实践本身就是个试错过程,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在这里,我们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就是声称我们走过的弯路是必然的,我们走过的弯路当然不是必然的,我们走了弯路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当然不是必然的。第二个倾向就是沉浸在曾经犯过的错误中,哭哭啼啼。这两个倾向都是完美主义的某种表现,前一个是吹嘘自己的所谓完美,第二个是发现自己不完美就要死要活。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

  现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兴旺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大量投入,中国会跻身世界科学技术领域的第一阵营。不论在中国的中国人,还是在海外的中国人或者说华人都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但客观地讲,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包括思想障碍和现实障碍。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这些障碍,那么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就能够思想更清晰,目标更明确,执行更坚决,效果更明显。

  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克服哪些思想障碍呢?这部分有些内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在这里就简单总结一下。

  a. 关于中国传统和科学技术的错误认识。
  (a) 认为中国的传统和科学技术相矛盾。
  (b) 认为中国的儒家和科学技术相矛盾。
  (c) 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科学,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100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有个口号就是反传统、反孔教、要科学。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只有西方才有科学,而且中国的传统和科学是相矛盾的,中国的儒家和科学是相矛盾的。

  但是当我们明确了科学的广义定义,不再狭隘地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科学时,我们发现这种矛盾并不存在。

  科学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体系对世界的认识。中国古代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西方也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宇宙中的外星人同样也会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体系。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有自己的科学,西方有自己的科学,外星人也会有自己的科学。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在汉朝与罗马的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至少是和欧洲旗鼓相当的。当日耳曼蛮族摧毁了罗马文明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轻松超过西方。虽然欧洲在文明复兴之后,逐步开始科学技术的复兴和腾飞,但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并驾齐驱的。清代明后,中国文明和文化走向衰落,西方文明成为世界唯一的领先文明,从此西方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超过中国。

  其实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中国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那么中国的传统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是矛盾的。

  而明朝晚期儒家士大夫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已经清晰说明,儒家不仅不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非常热衷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为什么儒家士大夫不仅赞美、而且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中国的传统以及儒家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并不矛盾,有如下三个原因。

  首先,儒家的首要身份是学者。学者的天然好奇心是学习新鲜知识的根本动力,而学者的天然好胜心则让徐光启提出了从翻译到会通、再到超胜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路线。

  其次,儒家及诸子百家的理论的起点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通过穷究天地之至理来认识天道。而西方自然科学的主要工作内容同样是穷究天地之至理。二者完全相同。

  最后,儒家及诸子百家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逻辑完全相同。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基本逻辑是是以天道指引人道,以人道顺应天道。天道就是宇宙的规则,人道就是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而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逻辑就是研究自然的规律,然后把自然的规律应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实际上,天道或者说宇宙的规则,也就是自然的规律;人道或者说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也就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另外一种表述。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逻辑就是另外一种以天道指引人道,以人道顺应天道。二者完全相同。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在从汉武帝时期到明朝末年的儒家社会时期,中国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那么儒家和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矛盾就是不合逻辑的。除非你有一个精巧的证明,说即使在儒家严重拖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后腿的情况下,或者在儒家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贡献的情况下,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仍然做到了世界领先。但是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如非必要,勿增实体。和简单说明儒家作为儒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比,这种复杂而扭曲的证明很可能是没有价值的。此外,如何解释前文中谈到的儒家读书人在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扮演的四种角色呢?这是客观事实,反儒者无法否定。

  对于那些声称儒家士大夫轻视科学技术的人来说,如何回答下面的问题呢?
  (a) 技术可以直接带来政绩,儒家士大夫为什么要轻视技术呢?
  (b) 科学就是认识天地之至理的方法以及根据这种方法所认识的天地之至理,儒家士大夫会轻视天地之至理吗?
  (c) 如何解释明朝晚期儒家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毫无芥蒂的赞美和毫无保留的学习呢?

  此外,从向西方学习的角度来说,你有两种选择:

  (a) 认为中国的传统、认为儒家和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矛盾。这样每当你在西方的科学技术上取得一点进步,你就更多地抛弃、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更多地否定了儒家,你就多扇了自己的祖先一个嘴巴,认为他们毫无价值,或者不再有价值。你天天告诫自己,落后就要挨打;天天提醒自己,知耻近乎勇,让自己沉醉在耻辱里;天天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拼命要用现实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来消除因为历史和传统而带来的自卑。

  (b) 认为中国的传统、认为儒家和西方的科学技术毫不矛盾。你为祖先造就的领先文明而自豪,同时坦然地以贵族的心态接受文明的衰落,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以早日实现文明的复兴。你在科学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对祖先及其伟大成就的回应。你相信自己,祖先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你专注于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拥有这样辉煌的历史和传统,拥有这样的文明贵族的出身,谁有资格评价我们呢?我们自信不是理所应当吗?

  朋友们,你们认为哪种心态更健康,哪种心态更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b. 在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衰落了?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衰落了?简单说,因为野蛮摧毁文明,让中国人失去了创新的环境。

  具体地说,就是清代明之后,满清统治者致力于建立一个静止的社会,因为只有在一个静止的社会里,满清统治者才有信心让自己的统治尽可能原模原样地维持下去。在这里,满清统治者只指满清皇帝和少数权贵,不包括旗人平民。旗人平民有薪水,无权利,当然是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既然旗人平民是被统治者,当然对于满清导致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衰落没有多少责任。在清朝,旗人平民也决定不了任何事情。

  满清统治者把君臣关系理解为主仆关系,从而剥夺了士大夫的话语权,把可以面刺君王之过的士大夫变成了单纯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僚,而在体制上,君臣之间吵吵闹闹的儒家社会也就成了满清君主一言堂的满清官僚社会。在汉族君主统治的儒家社会里,士大夫拥有道统,君主不能剥夺士大夫的道统,而士大夫的学术权威和学术自由是道统的自然延伸。而在满清官僚社会里,满清君主则声称自己集治统和道统于一身,实际上就是篡夺了士大夫的道统或者说话语权。由此,满清君主不仅是所有规则的制定者、解释者和最终评价者,也是学术权威和学术话语权的拥有者。

  而作为学术权威的满清君主醉心于打造静止的社会,通过持续的文字狱对于任何可能不利于其统治的思想和技术进行严厉打击,而对于任何对其统治没有一目了然的帮助的思想和技术毫无兴趣。而作为单纯执行皇帝命令的满清官僚,也自然能体会到满清君主的喜好,不会有什么动力去发展科学技术。这样,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衰落就是自然的结果了。

  c. 中国人有创新基因吗?

  首先什么是创新基因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比喻的说法,表示创新的能力,也有人进一步用创新基因表示某种天赋的或遗传的创新的能力,或者表示在某个人群中持续存在的创新的能力。第二种就是生物学意义上,在人体内是否存在某些基因,导致人体之间的创新能力存在系统性的显著的差异呢?这是个有效的科学假说(尚待证明的科学理论)。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发现这种基因,或者说科学家还没有发现证据证明这种基因的存在,当然科学家也没有发现证据证明这种基因不存在(在科学上证明某件东西不存在是非常难的)。简单说,创新基因,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找到。

  那么中国人有创新基因吗?先看古代的中国人。

  在人类文明的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国都是创新的领导者或领导者之一。有研究表明,从遥远的古代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占全世界同时期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比重大大超过5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创新基因的定义是什么,古代的中国人都是必然有创新基因的。

  现代基因科学研究的结果发现,汉族是世界上主要族裔中父系血统最单一的一支。因为汉族在人口构成上占了华人种族中的90%以上,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华人种族自然也是世界上主要人群中父系血统最单一的人群之一。也就是说,科学证据说明,现在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古代中国人的直系后代。

  既然古代中国人必然有创新基因,同时现代中国人是古代中国人的直系后代,只要这种创新基因是可以遗传的,现代中国人就必然有创新基因。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近300-400年中国人几乎没有任何创新呢?

  这个问题在上文中已经回答过了,就是野蛮摧毁文明,中国人失去了创新的环境。

  13、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优势

  中国发展科学技术,虽然可以在某些领域里短期借助外国智力,但是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归根结底要靠中国人。而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最大优势在哪里?就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以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所造就的中国人。

  有人可能会说,新文化运动不是否定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吗?在这之后100年里,中国不是很成功吗?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并不重要呢?

  简单说,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成为主流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在中国人身上并没有发生作用。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就好像中国人的天赋或者说天生禀赋一样,天赋总是有效果的,但是认识到自己的天赋、自觉运用自己的天赋,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天赋、无意识地运用自己的天赋,在效果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举个例子,儒家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曾经被疯狂批判过。但是在中国,在东亚,哪位家长不是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呢?谁不承认教育是普罗大众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式呢?

  当然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天赋相比,还有更惨的,明明自己有天赋,却认为自己的天赋是不对的,要压抑这种天赋,自己和自己较劲,自己和自己做斗争,自己不想做自己,最后精神纠结、郁闷、痛苦,不是很正常吗?

  那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如何有助于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呢?

  a. 中国作为长期的领先文明的历史带来的内部的多样性。

  我们知道,领先文明就是一个能够不断地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的系统。为什么作为领先文明的中国在历史上能够不断地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呢?因为内部的多样性。

  中国是一个大国,包含了许多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中的人群。这些不同的人群看待世界的方法会有所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方法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人群本身,他们看待世界的不同方法,以及他们所使用的不同的技术方法,就是新思想和新技术的源泉。这就是中国内部的多样性。

  新思想和新技术不仅来自广大国土上不同人群的创造,同样也来自这些人群之间的交流。

  中国是一个中央郡县制的统一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上,读书人的外出求学,学者的外出讲学,士大夫的宦途迁徙,都是司空见惯的。也就是说,学者之间通过频繁而顺畅的交流,让不同的观点进行交锋。学者们相互辩难,相互学习,相互提高,这就让新的思想不断涌现。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各朝各代都有统一的法律和税制,从而让中国长期成为古代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和现在的中国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庞大的市场催生了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利地刺激了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庞大的市场需求就是新技术不断产生的根本动力。

  此外,在中国,只要有市场需求,中国的工匠就能开发技术满足市场需求,工匠的工作本质就天然保障了其开发技术的学术自由。而儒家士大夫的道统又天然保障了学者们在科学上、在认识世界上的学术自由。这样,中国能够持续不断地产生新思想和新技术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b. 中国作为长期的领先文明的历史带来的自我期望。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四大起源地之一,人类历史上的三大主流文明之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包含波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西亚文明,还有西方文明或者说欧美文明)。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中国是大多数时期文明人公认的天朝上国和礼仪之邦。拥有这样的历史和传统,中国有足够的理由对自己设立较高的自我期望。

  较高的自我期望有什么用?较高的自我期望,导致设立较高的目标,投入更多的努力,以及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对于世界上很多小国来说,如果他们的国民能够获得富裕、舒适、安全、有尊严的生活,这就很好了。但是对拥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和传统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要做的就要多得多。

  如果说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的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那么我们的目标或者说自我期望就是我们要能够配得上我们的祖先,配得上我们祖先的功绩,配得上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我们要重新获得我们在历史上长期保有的那个位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征服谁,要打倒谁,而是需要自己做得更好。说实话,现在已经不是征服者和殖民者的时代了。在资本主义市场席卷全球的时代,掏钱买比掏枪抢要便宜得多了。现在大家只想谈钱,不想谈感情。钱货两讫之后,你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没有成为我的问题。毕竟连美国都嫌自己的全球义务得不偿失,要搞美国第一了。以后中国就算足够强大了,大概也只有兴趣拉着美国一起维护国际秩序,而没兴趣去接受美国的麻烦和为中国量身定做的陷阱。

  c. 中国的儒家传统。

  不论你喜欢儒家还不是不喜欢,你无法改变儒家在近2000年里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事实。而作为中国近2000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给中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a) 注重教育

  古人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践证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手段。特别是在普及教育的今天,如果想不读书而生活得不错,你得有非常特殊的才能才行。

  教育就是培育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无论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还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都是首要的、最重要的资源。只有接受了教育,才能学习科学和技术,才能发展科学和技术,道理很简单。

  (b) 注重效率

  儒家是现实主义者,对现实的关注导致儒家十分注重效率。

  儒家并非无神论者,儒家真正尊崇的是至高无上、独立无二的上天或天道,也就是宇宙的根本规则。而对于身边的鬼和神这类灵体的存在,首先,儒家认为要尊重鬼神。《伦语•八佾》说,“祭神如神在”(祭祀神时就如同神就在面前)。《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重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其次,儒家认为不要依赖鬼神。《伦语•雍也》说,“敬鬼神而远之”(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们)。《论语•先进》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连如何对待人都做不到尽善尽美,怎么能谈论如何对待鬼神呢?)“未知生,焉知死?”(连活着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怎么能够明白死后的问题呢?)

  儒家为什么尊崇上天或天道?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现实的考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尊崇上天是古代先民的传统。从现实的角度,儒家用上天约束君主,从而让君主有所畏惧。在古代,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建立完全基于世俗体制的对君主的完美的制约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无所畏惧、肆意妄为的君主对所有人的权利都是一种威胁,比如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秦二世胡亥都是经典的例子。儒家通过用上天去约束君主,能够让君主因为对不可测的命运的敬畏而不敢过于肆意妄为,而且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逐步建立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君主的制度。

  谈到儒家,儒家的八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法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和平天下。而治国和平天下的效果如何?是既直观,又客观的。

  作为官员,政绩如何,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作为学生,学习成果如何,科举考试通过了就是通过了,没有通过就是没有通过。

  作为农民,收成好就是收成好,收成不好就是不好。作为工人,手艺好就是手艺好,手艺不好就是不好。作为商人,生意好就是生意好,生意不好就是不好。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不是理所应当吗?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把事情做完,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其实并非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这样的。历史和传统不同,有的人认为时间还很多,何必着急呢?有的人认为现世不重要,来世更重要,要多花时间为来世准备。有的人认为现实的苦难是命中注定的,忍受苦难能让来世更美好。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人多了,并不是都象中国人这样注重现实。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导向来自哪里?就是来自儒家。

  为什么世界上真正经济发展好的就两个地区,一个是基督教文化圈,第二个就是儒家文化圈。笔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个地区的现实主义导向。在发展科学技术上,注重效率、结果导向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c) 勤奋是美德

  如何提高效率?通过勤奋工作,努力学习。

  还是一样的道理,不努力工作,官员能有业绩吗?不努力学习,古代的学生能通过科举考试吗?现代的学生能考上好学校吗?

  不努力工作,农民能有收成吗?你忽悠谁也忽悠不了老天爷啊?

  不努力工作,工人能有收入吗?商人能有生意吗?

  不努力研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科学技术的研究人员能够获得研究成果吗?

  中国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馈赠,是儒家传统的馈赠。

  现在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勤奋颇有微词,其实当年他们的先辈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勤奋,只是现在他们认为可以躺在祖先的积累上享受生活了,没想到中国人来了,他们就高喊不正当竞争了。当然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看着不是大问题,但是涉及到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人生观方面的问题,笔者会逐步解答这些问题。

  (d) 通过艰苦的努力获得成功是美德

  人生中总要面临很多竞争,如何赢得竞争呢?通过艰苦的努力,克服困难,就能赢得竞争。如果你无法忍受艰苦,没有克服困难,反而被困难克服了,那么你就输掉了竞争,成为衬托胜利者的绿叶了。

  儒家社会的中后期,当科举制度发展成熟后,可以说是古代最没有阶层固化的社会形态了。古人说,几多白屋出公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说,通过科举考试,贫寒之家的孩子也能走上人生巅峰。

  在古代很多东西可以世袭或者继承,但是学习能力、考试能力和运气却是没有办法继承的。一对父子,无论父亲的官位有多大,有多少钱,能够请多少名师,给儿子提供多好的教育,但是也不能保证儿子就一定能够有读书的才能,一定能够通过科举的重重阶梯,考中进士。因为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写的文章都是要公告天下的,所以滥竽充数、蒙混过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假使有人想在科举考试中做手脚,一旦事情暴露,引起士林公愤和官员弹劾,那可是无限期追责,而且祸及家族和后代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简单说,在古代,科考舞弊的概率是相当小的。

  在这种不论以古代的标准,还是现代的标准,都是极为公平的情况下,读书改变命运就成为无数人的信条。通过艰苦的努力,通过寒窗苦读,一日跃上龙门,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就成为被反复重复和反复铭记的范例。而通过艰苦的努力来获得成功,不仅是成功的榜样,而且成为一种美德,儒家的美德,中国的传统美德。

  而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是典型的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而期盼最终获得成功的职业了。有些科研工作人员每周可能需要工作110小时,真的需要点忍受艰苦的传统、天赋或基因才能接受这种工作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当中国人真累,什么都要竞争。我真想到一个没有竞争,舒舒服服的地方去。其实这种地方是有的,在有些非洲国家,大家饿了就摘个果子吃,困了就睡在树下,树和果子管够,没有竞争,你会去吗?

  有人可能会说,我可以去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竞争少啊。那也是别人的先辈拼命工作换来的,你还是多努力一下,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来享这个福吧。

  d. 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和行动上的集体主义。

  在明朝灭亡之后,近300-400年里,西方文明成为世界唯一的领先文明。西方也成为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为世界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创新。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衰落了,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和技术上的创新。

  为了解释这种历史现象,同时为了给西方统治世界提供合法性,以及为西方人的优越感提供依据,西方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就是,西方人讲究个人主义,注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所以善于创新,东方人讲究集体主义,个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从属于集体,所以不善于创新。

  当然现在这套理论和大多数体现西方人优越感的理论一样,被实践否定了。因为现在的创新,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其他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团队创新。如果不懂团队合作,过于自我或者个人主义,不仅做不出创新,而且很可能被断定不适合这份工作了。在团队创新模式下,人们更关注的是团队的产出,而非个人的贡献。虽然在严格意义上,我们并不能说团队工作方式就是一种集体主义,但同时我们也肯定不能说团队工作方式体现了个人主义。因此,在团队创新成为主要创新方式的今天,西方人也很少提这套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论了。

  即使西方人的这套理论没有被实践否定,也是不成立的,有两点原因:

  首先,这套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作为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作为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的历史。也就是说,这套理论不能解释大多数时间的数据,只能解释特定的近300-400年的数据。或者说,大部分数据或证据是和这套理论相违背的。这套理论基本上就不成立了。

  其次,无法验证。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来一次,让中国人变得个人主义,让西方人变得集体主义,然后看双方的创新能力是否有所改变。

  有过理科背景的人知道,理论可以有千千万万,但是如果不能在实践中验证这种理论是否成立,那么这种理论就没有实践价值,只有理论价值,也有人称之为纯理论。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张三说,我昨天打了个喷嚏,然后天上就下雨了,这说明我昨天有特异功能,可以呼风唤雨。这也算一个理论了。然后李四说,你今天打个喷嚏,我们看看下不下雨。张三说,我昨天才有特异功能,今天没有了。这个理论只在昨天有效,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法验证的理论。大家对于这种理论只能一笑而过了。

  当然我们不能说“西方人讲究个人主义,所以善于创新;中国人讲究集体主义,所以不善于创新”是个无法验证的纯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和大多数时间范围的数据相违背,只能是个无法解释大多数历史数据的错误理论。

  那么中国人到底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呢?是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和行动上的集体主义。

  什么是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呢?就是思想上不尊重权威,或者说思想上并不是无条件地顺从权威。有如下原因:

  (a) 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打破了贵族血统的权威。

  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大多拥有传承久远的贵族血统,如公卿大夫的血统。这时君主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贵族的血统,君主因为血统而统治。秦始皇吞并六国,毁坏六国宗庙,焚烧六国史籍。然后陈胜吴广宣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发动反抗秦朝统治的起义。此后,秦朝灭亡,汉朝建立。汉高祖刘邦出生平民,开启了平民天子的时代。在此之后,各朝各代的君主都没有传承久远的贵族血统。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如何看待这些君主呢?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对君主的最不恭敬的评价了。为什么皇帝可以明年到我家呢?因为当皇帝不需要贵族血统。

  汉高祖刘邦的文武勋贵大多是因为开朝立下的功劳,而非因为已经拥有尊贵的血统而得尊贵的地位。汉朝世家兴起,取代了贵族。然后是隋唐科举取士,士大夫取代世家。此后,经历了科举考试的儒家士大夫逐渐占据朝堂上的统治地位。在儒家看来,通过刻苦的学习和艰苦的考试而获得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当然要比那些因为祖先有功而萌荫获得的官位要高贵和高尚得多了。在儒家社会晚期,那些勋贵的后代,甚至皇帝的亲戚看见文官,特别是负有监察职责的文官都要绕道走,担心被这些文官找到由头弹劾,成为这些文官刷名望的工具。

  (b) 上天或者说天道是最高的权威,但是人人可以解释上天的意图。

  在儒家看来,上天或者说天道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汉朝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君权天授的理论。他提出,当某人的言行符合上天对于君主的要求时,上天就把气运加持在他身上,让他成为君主。如果他或者他的子孙的言行继续符合上天的要求,就会继续得到上天气运的加持,保有君主的地位。如果他或他的子孙的言行违背了上天的要求,上天就会削弱他身上的气运,并用灾祸加以警示。如果他或他的子孙不加警醒和改悔,或者其言行严重违背了上天的要求,上天就会夺去他或者他的子孙的气运,转而把气运加持到其他言行符合上天对君主的要求的人身上。这就是旧朝灭亡,新朝建立,新的君主产生。董仲舒用这套理论完美地解释了:
  汉高祖刘邦的平民出生
  刘邦为何成为天子
  刘邦的子孙为何成为天子
  汉朝为何取代秦朝
  为什么会出现改朝换代的现象
  同时这套理论还对君主的言行提出了约束。这种约束就是君主的言行要符合上天对于君主的要求。这要求是上天提出的,但是由儒家学者进行解释。君主的言行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就是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的“君君”,即君主要遵守作为君主的规则。实际上就是儒家针对君主制定的行为规则。

  君权天授的理论,解释了君主的治统(统治权)的来源。君主的治统来自上天的授与,上天因为君主的言行合乎上天的要求而选择了君主。同时这套理论也解释了儒家读书人的道统(话语权)的来源。儒家的道统同样来自上天的授与,是对上天的要求的解释。因为儒家的道统不是来自君主,所以在儒家社会里,君主没有权力剥夺儒家的道统。具体来说,儒家读书人的道统不是直接来自上天,而是来自上古圣贤的传承,而上古圣贤的道统来自上天。

  中国的君权天授和西方的君权神授的本质区别是,上天的意图是人人可以揣测的。儒家可以揣测天意,诸子百家可以揣测天意。王公贵族可以揣测天意,平民百姓可以揣测天意,就连山大王也可以揣测天意了,毕竟连梁山好汉都可以竖起替天行道的旗子了。

  而西方的君权神授则不然。神是不能怀疑,不能揣测的。在君权神授的时代,神的旨意和意图只有教士才能解释和传达。当然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人能和神直接交流,教会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但任何时候宗教的解释权都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染指的。

  简单说,在中国古代,人们敬畏上天或者天道,敬畏上天的权威,但是上天的意图是人人都可以解释的。

  (c) 儒家的学者身份鼓励创新。

  学者是一种天然不相信权威的职业。学生要尊重老师的权威,才能更好的学习。而学者如果没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法,就不是位真正的学者了。

  简单说,每位学者通过自己长期的学习、考试和出仕的经历,都会形成独特的学者人格。对于很多职业来说,成为优秀者的复制品,并不是坏事。但是作为学者,成为优秀者的复制品,是没有价值的。在学术圈中,你的想法和别人一模一样,你的做法和别人一模一样,就说明你做不出任何原创的研究了。

  儒家作为中国近2000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在中国古代,在读书的时候,如果你有些新颖的同时不是离经叛道的想法,你会得到老师的赞扬;如果你对出新颖的对联,写出新颖的诗文,你会得到众人的称赞。在科举考试中,如果你能写出让考官眼前一亮、而不是让考官昏昏欲睡的文章,你通过考试的概率就大很多了。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是选拔精英的考试,如果你只是人云亦云,想在科举考试的千军万马中冲杀出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古代不是讲究中庸吗?不是说“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吗?中庸不是平庸,中庸的核心含义就是“不走极端”。至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有木秀于林的机会,你是秀还是不秀呢?比如说,以你的学识可以考中状元,你会不会担心“风必摧之”而故意考个三甲呢?以你的才能可以担任首辅,你会不会担心“风必摧之”而故意拒绝高位,担任个中层官员呢?当然不会,你有机会成为状元,成为国内最优秀的预备官员,你一定不会放过机会的。你有机会成为最高级别的文官,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你一定不会放过机会的。其实如果你没有成为最优秀学者的心,没有成为最优秀官员的心,你何必信仰儒家呢?至于“木秀于林,风必催之”不过是提示风险的警句罢了,建议你在人生巅峰时不要得意忘形,要战战兢兢地,如履薄冰,谨慎对待自己的地位和职责。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人不就是想当官吗?中国不就是官本位吗?当官其实就是从政。古代读书人想从政,一方面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从政就是读书人最好的工作。在现代社会,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公务员都是人们热衷的职业,为什么?因为公务员比较稳定,其实在古代也是一样的。

  现在有些人,看到海外华人不太愿意参与政治,就说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因为中国人传统上怕官。然后看到国内的中国人热衷于考公务员,就说这还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因为中国传统上是官本位制。这两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吗?

  对于这帮反传统的家伙,反正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让传统背锅,至于逻辑,他们才不在乎呢?简单说,儒家的传统是从政,中国的传统是从政,因为从政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政就是治国和平天下。海外华人不太热衷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传统比较困惑。说白了,还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而现在人们虽然越来越觉得新文化运动的这套理论太极端,有些不对劲,但是到目前为止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观还是主流历史观。笔者相信,当中国人或者华人能够心无芥蒂地接受、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时,他们可以自由地从政,既为当地的居民贡献自己的才智,也让华夏族裔和华人种族获得他们应该有的地位。

  也许还有人会说,儒家不是最反对离经叛道的吗?怎么会鼓励创新呢?对于一门学问,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儒家当然鼓励对于儒家思想的创新发展。从孔子开始,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如孟子、董仲舒、二程、陆九渊、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那个不是因为自己对儒家的创新性发展而留名的。如果儒家的不同学派持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通过相互讲学和辩论来进行交流,如宋朝陆九渊和朱熹的鹅湖之会。

  简单说,作为学者,想青史留名,必须创新。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传统,让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意愿和木秀于林的冲动。但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创新,也不可能为每个人都提供创新的环境。在未来社会,也许人人都有创新的机会和创新的环境,但是在古代和现代,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

  中国人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在科研领域的表现,就是思想上比较发散,能够有创意和新鲜的想法。当然在科研道路上要获得成功,光有好的想法是不够的,还得有天赋,而且要努力工作。首先,不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科研工作的,必须有从事科研工作的天赋。其次,要认真,要投入。有的科研工作人员一周要工作110小时以上,如果你认为科研工作只是个临时的去处,不想作为职业,自己不用心,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简单说,如果有天赋,而且用心,中国人在思想上的个人主义非常适合搞科研。

  什么是行动上的集体主义呢?就是在行动上听指挥,尊重秩序,尊重权威。为什么中国人在行动上是集体主义?有如下原因:

  (a) 中国人口众多,做大多数事情,都是人多力量大,人多胜人少。

  比如逐鹿中原,争夺天下。谁团结更多的士民,谁能调动更多的资源,谁就有更大的机会赢得胜利。

  (b) 面对危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团结才有更大的概率度过危机。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因为漫长的时间尺度和广阔的地理尺度,中国所经历过的危机自然比历史短暂的小国多得多。此外,中国拥有悠久的史学传统,热衷于记录历史上的成功和失败,危机和挑战,经验和教训。这样,中国历史上看起来危机的数量就比那些没有史学传统、懒得记录历史的国家要多了。

  在面对危机时,你能团结更多士民,能调动更多资源,就更有可能度过危机。

  (c) 中国的儒家传统鼓励遵守规则。

  儒家是中国近2000多年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儒家的核心理念只有一条,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要遵守相应的儒家行为规则。这些规则谁制定?是儒家读书人来制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质上是说,天下每个人都要遵守规则,但自己遵守的规则不能由自己制定。

  儒家所说的“礼”的意思就是秩序,而秩序就是由许多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在古代,礼或者秩序是有等级的,因为当时全世界都是等级社会。儒家的礼在各朝各代都有所改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推崇周礼,就是周朝的秩序,但是当时礼崩乐坏,旧的秩序已经被破坏,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而当后世的开国君主看到周朝有800年的寿命时,也常常有仿效周礼、重建分封的冲动,但是总被儒家士大夫所劝阻。儒家士大夫认为已经时过境迁,完全仿效周礼是行不通了。

  简单说,儒家的礼或者说秩序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儒家打造的理想秩序,称为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和三代圣王是儒家为后世君主打造出来的榜样,目的是为了约束后世的君主。各朝各代的儒家学者也会因为自己的政治需要来从不同角度阐述三代之治。第二类礼或者说秩序,就是各朝各代的实际秩序,各朝各代有所变化。或者说,实际的礼或秩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简单说,儒家的礼就是秩序,就是由许多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在儒家社会中,这些规则有些表现为法律,有些表现为道德。在儒家社会里,当然人人都应该遵守规则。

  有人可能会问,你一会儿说儒家作为学者鼓励创新,一会儿说儒家鼓励遵守规则,这两者是不是有些矛盾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创新就是作为儒家学者要遵守的规则。你要遵守作为学者的规则,你就要尊重创新、认同创新、从事创新。其次,有合适的人、有合适的理由可以改变规则。儒家学者可以阐述新的规则,政府官员可以实施新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确实是有利于大多数人、而不是出于少数人的私利,那么这些规则就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和遵行。其实和现代的法律制度差不多,有法就要守法,但是按照法定程序可以修改法律。

  中国人行为上的集体主义在科研领域的表现,就是愿意相互合作,也习惯于相互合作。这对于新时代的团队创新方式是非常有利的特点。

  中国人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和行动上的集体主义的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如何对待皇帝了。还是那句古话,叫做“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是典型的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和行动上的集体主义的表现。在思想上,你是皇帝不过你是运气好,或者你有个好爹,没什么了不起的。在行动上,既然你是皇帝,就暂且尊重你的地位和权利。当然,如果自己是个山大王,自己就是这一亩三分地的皇帝,别的皇帝我就不认识了。

  有人可能会说,你说中国的儒家传统鼓励遵守规则,我怎么看到生活中有太多中国人不遵守规则呢?简单说,中国人有遵守规则的意愿和传统。但是在一个社会里,要让大多数人都遵守规则,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 规则是大家都共同认可的,最好是大家共同参与制定的。
  (b) 规则是大家都共同遵守的。
  如果不满足这两条,或者是少数人制定的单纯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或者只有一部分人遵守规则,而另一部分人可以不遵守规则并因此而获利,那么很快就没有人愿意遵守规则了,或者人们只是不情不愿地遵守规则。

  现在世界上在经济发展上获得过真正成功的只有两个地区,就是基督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笔者认为,其经济发展成果和这两个地区的人民更愿意遵守规则有关。毕竟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一种规则,如果人们天生放荡不羁爱自由,不愿意受规则约束,比如不爱遵守合同,那么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

  中国人还是有遵守规则的意愿的,也愿意和遵守规则的人打交道、做生意。但主观的意愿要变成客观的行为,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十几年前有些中国人在和西方人做生意时很遵守合同,但和中国人做生意时就不那么遵守合同了。为什么?因为在和西方人做生意时,不用太担心西方人不遵守合同,比如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期,但是和某些中国人做生意时,如果对方经常通过不遵守规则想占自己的便宜,自己自然也不愿意遵守规则。当然这种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比如现在中国人在互联网上购物时,绝大多数卖家和买家都非常遵守规则,非常诚实守信。为什么?因为网上购物平台提供了一个所有人都因为遵守规则而获利的环境。这样,中国人的守序天性就很容易表现成为守序行为了。

  有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一群虫。这种说法对吗?

  至于中国人是不是一盘散沙,看管理。如果管理得好,中国人就能很好地合作。如果管理不好,别说中国人,任何地方的人都是一盘散沙。这不用多分析,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你在一个企业工作,是部门经理,你的部门的绩效是一团糟。然后总经理请你去谈话。你说,这不怪我,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吗?都是一盘散沙,都不懂合作。我能有什么办法?总经理开始还挺有耐心,听你发牢骚。但是一听到你说你没有办法,就立刻说,你可以回家去了,我们去找有办法的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不过是自己没有管理能力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争夺天子之位时最后获得胜利的,都是善于管理军民的人。而那些不善于管理的人,统帅一盘散沙和乌合之众的人,都成了为王前驱的垫脚石。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已经把这类散发着陈腐气息的观点都扔到太空中去了。要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经济能发展成这样吗?
 
  至于什么龙啊虫啊的?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出现了自我贬低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就是以唤醒沉睡的人民为名,拼命地侮辱人民。他们编排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去羞辱中国人。这帮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一点正面作用。中国现在发展得比较好,也完全是因为在一个比较适合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才能得到了发挥。简单说,只要你看见用国民、国人之类的词汇贬低全体中国人的文章,一概忽略之,都是散发着负能量的逆向种族主义的宣传材料,毫无价值。

  e. 中文,或者说汉语。

  中国人发展科学技术的最后一个优势就是中文了,笔者认为中文是有利于开发创新能力的。

  中文是一种图形文字,识别中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模式识别。而创新在心理活动上就是发现或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同样是一种模式识别。如果你能够敏锐地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或事物之间构成的某种模式,你就可能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每当我们看到汉字、识别汉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模式识别,也就是在训练自己的模式识别能力,笔者认为这种训练对于提高在创新方面的模式识别能力同样是有帮助的。当然,笔者的这种观点现在还只能说是一个科学假说,尚未得到科学实验证明,但笔者认为还是很有希望获得科学证明的。

  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父母把小孩子送去学画画,就是教小孩子用蜡笔画一些比较抽象的图画,什么花啊草啊,太阳公公之类的。教育家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开发智力,提高小孩子的创新能力。但是每个汉字不就是一幅画吗?读汉字、写汉字的过程不就是读画和画画的过程吗?你学了500个汉字,就是读了500幅画,画了500幅画。这种对创新能力的锻炼强度恐怕是任何开发智力、开发创新能力的训练都无法比拟的吧。

  综合上述,笔者从历史和传统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存在的优势,因为这些优势来自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是中国独有的优势,而且是长期优势。在此之外,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优势。

  比如说,庞大的中国市场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的牵引。中国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如此。这里的单一是指政治、法律法规、语言、消费者模式等方面的单一,这无疑是商家的福音。如果某位商家能够牢固地占据中国的市场,在有着稳定的根据地的前提下去开拓他国市场,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位商家在他国的开拓就算不能很快成功,也能够做到屡败屡战,因为它有足够的收入和利润承担在他国市场的开拓费用。此外,中国现在有充裕的科研资金、不断改善的科研环境等,笔者就不详细说明了。

  14、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最大现实障碍是外语。

  那么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存在的最大现实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外语。

  近400年前,明朝晚期的儒家士大夫徐光启,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欲求会通,必先翻译”的学习和赶超路线。徐光启为什么要先系统翻译西方的科学技术著作呢?为什么不要求每个士大夫都自学外语,阅读原汁原味的西方著作,直接和西方的科技精英交流呢?因为:

  a. 要求每个人都学习外语,在成本上是不合算的。士大夫要做的事情很多,可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

  b. 把精通外语作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前提,就是减少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吸引力和愿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士大夫的人数。

  c. 只有在中国建立完整的中文学术环境,中国才有可能做到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融会贯通,然后超胜西方。如果中国的学术环境是使用外语的,那么中国顶多可以做到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的科学技术进步,是不可能做到会通,更别提超胜了。

  d. 这是自然的效仿先贤的方式。唐朝高僧玄奘到天竺取回真经,就立刻在长安译经院、铜川玉华宫等地潜心翻译经书,历时数十年,经书翻译完成。他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共译出佛教经论74部,1335卷,每卷万字左右,合计1335万字。

  如果唐朝的高僧大德不把佛经翻译成中文,而是只使用梵文经书,然后说什么要领悟佛祖真义,必须学习梵文。佛祖真言大义难得,连学习梵文的时间都不肯投入,你凭什么能获得佛祖的真意?

  这样就只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因为普通读书人、普通百姓不懂梵文,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自己去读佛经,自己去领悟佛家思想,那么他们信仰佛教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了。另一方面,某些懂得梵文的僧人就可以垄断佛教的教义,可以利用佛教的教义为自己谋取利益了。

  简单说,在徐光启看来,外国有好的东西,就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变成中国的。外国有好的科学技术书籍,通过翻译,让这些科学技术书籍成为中国的普通读书人可以轻易读懂的,成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可能读懂的,让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成为中国人可以反复琢磨、思考和应用的东西。而不是要求大家在古代先找个传教士学习外语,在现代先报个培训班学习外语,才有可能了解到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尖端的科学技术知识。

  此外,西方语言是一种字母语言,学习西方语言就是要多读、多听、多说,多练习,练习导致完美。这个过程既不锻炼什么创新的能力,也基本没有什么创新的空间。虽然看似简单,但是作为非母语,对学习者的专注度要求是很高的,学习者在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

  也就是说,就学习西方语言本身,对于创新能力并没有任何帮助。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某些高校专业,在招收研究生的时候,经常无奈地招收一些外语水平比较高,但是专业水平很一般的学生。因为在这些专业中,有时因为对外交流的需要,有时因为要在国外发表论文,需要懂一些外语。但因为外语水平的提高是很难的,而专业水平提高的难度就要小很多,所以只好优先照顾懂外语的人。但是这种选拔方法,就天然过滤掉了那些对专业有天然兴趣,在专业上投入大量时间,而在外语上投入时间较少的人。当然如果你是这个专业的众所周知和众望所归的天才,你就算外语不好,大概也不需要担心没有导师来赏识自己。但是这种重外语、轻专业的录取导向对于学生的兴趣培养和时间分配来说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录取导向并不能导致专业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常常带来一些三心二意的混学历和找工作的人。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他们虽然也可能成为优秀的研究人员,但是成为天才的学者、成为世界顶级的学者的可能性就小多了。现在有种说法,就是偏执才能成功,真正的天才会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然而在现在的中国,就算你是某领域的潜在的天才,但只要你外语不及格,你连大学都考不上,连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天赋了。

  应该说,外语教育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是一个大课题,这甚至涉及到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认识问题,笔者在这里不想多谈。笔者只是认为,首先,我们应该为那些没有外语才能的人(偏科的天才)或者还没来得及学好外语的人(少年天才)提供多一种选择,让他们在不精通外语的情况下就能够接触世界尖端的知识,就能做出世界顶尖的贡献。其次,作为拥有14亿人口,占有1/5地球人口的中国,还必须让每个人都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外语,目的是为了了解世界尖端的知识,这是对中国的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最后,看看明朝儒家士大夫面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会通、超胜”的学习路线。我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如何克服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最大现实障碍呢?

  简而言之,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徐光启所提出的学习和赶超西方的路线,即“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通过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国外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在第一时间里翻译成中文,从而做到两点:一是打造纯中文的科学技术的生活环境,二是打造纯中文的科学技术的学术环境。

  a. 纯中文的科学技术的生活环境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轻松地学习、自然地思考科学技术,不论是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还是来自华语世界的科学技术。

  举个例子,当佛经被翻译为中文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佛家的真义,在自己的实践中来体会佛家的真义。如果世界最尖端的科学技术知识,就以母语的形式在每个人的身边,如同手边的花朵一样抬手可取,那么创新也罢,灵感也罢,就会层出不穷了。

  此外,如果说科学技术的研发是专业人士的专业工作,那么在生活中有哪些对技术的新需求,在生活中如何应用现有的科学技术,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比如说,每个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践,提出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搜索现存的解决方案,也可以通过众筹等方式鼓励新的科学技术的产生。

  b. 纯中文的科学技术的学术环境可以带来如下影响:

  首先,每个人的母语都是最适合他的思维模式的语言。当我们使用母语学习和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自己最自然的、最高效的思维模式进行工作。这样,我们的工作会更高效,更容易出成果。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其他母语者的思维模式可能存在某些差别,这种差别同样可能是创新的源泉。

  其次,可以让那些偏执的天才,那些不通外语但是专业卓越的中国学者有机会成为世界顶级的学者。少投入时间在外语上,就可以多投入时间在专业上。教育和科研体系也可以制定更有利于筛选出专业优秀者的选拔和晋升制度,从而实现专业水平的螺旋式上升。

  再次,让中国出现大量的少年天才。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少年天才,很多人几岁就可以做诗做文,不到二十岁就能考中进士,成为全国前几百名的学者。当然他们学习的是儒家经典,但是我想,科学技术知识总不会比儒家经典更难。

  但是很多年来,似乎在中国很少听说少年天才了,如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少年天才。为什么?他们外语都没有学好呢。不懂外语,看不懂国外的顶级学术期刊,也没有中文版本可以看,就没有办法成为少年天才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学好外语呢?一般人要到大学了。但是大学生能算少年吗?人无两度再少年。

  最后,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的学术环境成为世界领先的学术环境。我们有2000多年的儒家学者传统,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教育人口,我们有庞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队伍,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提供的科学技术的需求,我们有充裕的科研资金,我们有不断改善的科研环境。在如此多的优越条件下,只要让中文成为中国真正的学术上的工作语言,中国的学术环境很有希望成为世界领先的学术环境,至少是之一。

  但如果外语是中国人在学术上的工作语言,那么即便你拥有如此多的优势,中国的学术环境也很难成为世界领先的学术环境了,因为大家都在用外语搞学术了,因为大家都在外国顶级期刊发表论文了。

  综合上述,通过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国外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在第一时间里翻译为中文,我们遵循了先贤的翻译、会通和超胜的学习路线,让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以中文表达的科学技术的生活环境中。我们让每个中国人都轻松地、自然地、高效地思考、学习和应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打造了纯中文的学术环境,中国才有可能在科学技术领域真正地赶超西方。用外语作为学术语言,然后和西方进行学术竞争,就象捆着自己的一只手和一条腿和他人赛跑,取得的成就固然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15、中国人在人类科学技术的探索中的角色

  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人类探索科学技术奥秘的过程中,中国人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呢?尽管我们可以凭空想象中国人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建立在我们曾经扮演的历史角色上,建立在我们曾经追求的历史主题上,建立在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思考上,我们的判断才会更有根据,否则我们就是凭空揣测,不是科学的态度。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扮演的历史角色和曾经追求的历史主题?为什么要研究我们的过去?因为过去是对现在和未来的粗略预测。了解中国的过去,就能更有依据地推断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为什么要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因为只有认识到历史的大趋势,具备分辨历史的大趋势和细枝末节的能力,才能知道我们做的什么事情更能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的未来更有价值。

  a. 中国和中国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曾经扮演的角色。

  中国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曾经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中国是人类的四大文明起源地之一,是三大主流文明体系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GDP的冠军。这就是中国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曾经扮演的角色。

  尽管近300-400年,中国文明和文化衰落了,但是这改变不了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的辉煌,也改变不了中国人的创新基因。近300-400年中国创新的匮乏,仅仅只是因为中国人失去了创新的环境,而绝非中国人本身出现了任何问题。只要重新建立适合中国人创新的环境,中国重新成为人类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不过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

  而作为中国文明的创建者,中国人、华夏族裔或者说华人种族就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创建者之一,是人类历史上最长久而辉煌的文明种族,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种族之一。这是中国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的角色。

  有些人声称,既然中国文明衰落了,那么古代的辉煌就没有意义了。真的没有意义吗?如果一件事你在历史上多次做到过,然后现在要再做一次,我想大多数人包括你自己都会相信你有很大概率可以做到。如果一件事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做到过,然后你声称自己一定要做到,又有几个人会相信你能做到呢?你自己会相信吗?

  比如说,中国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现在中国说要再次成为领先文明,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就好像你是一位登山运动员,曾经很多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现在计划要再登一次。当然每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都需要精心准备,精心实施,都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且每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都可能经历不同的困难。但是既然你已经登上许多次了,只要是没有偏见的评论者都会认为你再次登顶成功是大概率的吧。如果你从来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现在计划要登山,也许有人会鼓励你,也许有人会嘲笑你,但是其他的话,等你登上了再说吧。既然中国曾经很多次成为领先文明,再来一次,又能有多难呢?

  人们常说,过去是对未来的预测。或者我们可以说的更准确些,过去是对现在和未来的粗略预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用中国在人类文明中的历史角色来解释一下。

  中国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的文明之一,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中国可以长期保持作为世界领先的文明之一的地位,这背后当然有原因。只要我们找出这种原因,然后让这种原因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就更可能延续过去的成功。

  那么什么是中国长期保持领先文明地位的原因呢?首先就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造就的中国人。没有历史上的中国人,当然不可能有历史上辉煌的中国文明。

  简单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我们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真正的继承者,那么那些让中国文明在历史上长期保持领先地位的因素就会持续发生作用。这样,再通过现在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中国重新成为世界领先的文明不过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

  b. 中国文明的主题是自由。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什么?或者说中国人通过创建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自由。

  为什么说中国文明的主题是自由?

  我们先从文明的角度来看。

  中国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世界领先的文明或者领先文明之一,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并为中国人提供了当时世界上最充分的身心发展的空间,世界上最多的工作的选择、生活的选择和娱乐的选择。这就是文明自由,或者说文明进步给人民带来的自由。实际上,什么叫领先文明?就是引领人类文明不断突破束缚,获得更多自由的人群。

  我们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体系,以儒家为核心。

  儒家的目标是成为圣贤,圣贤就是思想学术流派的创立者和重大贡献者。圣贤实际上就是用思想打破时代极限的人,就是拥有充分心灵自由的人。

  佛家的目标是成为佛陀,佛陀就是超脱一切规则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自由的存在。佛陀通过修行,深入理解宇宙的规则,并成为不受宇宙的规则束缚的自由的存在。

  道家的目标是成为仙人,仙人就是超脱生死束缚、与天地同存的自由的存在。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葛洪在《神仙传》中写道:“或者耸身入云,无翅而飞;或者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者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者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者吸食而气,辟谷茹芝;或者出入世间而人不识,或者隐其身而莫能见。”这就是仙人,就是自由的存在。

  简而言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题就是自由。

  对于中国而言,文明是中国的历史身份,文化是中国的精神气质。既然中国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都是自由。那么现代的中国人,作为中国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也同样应当延续我们的传统,继续我们追寻自由的历程。

  c. 从儒家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趋势。

  那么如何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趋势呢?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儒家是中国近2000多年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实际上,我们是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趋势。

  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士农工商、人人为士和人人为圣贤的阶段。

  (a) 古代的士农工商的社会

  在古代中国,社会主要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然后再加上皇帝,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

  士就是读书人和官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什么是士?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就是士,也就是读书人。什么是大夫?科举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是大夫,也就是官员或者公务员。二者合一,就是士大夫。在儒家社会里,士大夫拥有话语权,同时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

  然后就是农工商,分别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手工业,第三产业商业或者说服务业,和现代的产业分类是完全一致的。

  在古代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有限,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提供普及教育,所以不可能每个人都读书,都成为士。但在中国的儒家社会的晚期,比如明朝,士或者说受教育人口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有研究表明,明朝后期的童生就超过百万之多。当然作为读书人的理想职业是从政、担任官员,但是能考中进士的人终归是少数,能够等到空缺、担任实职官员的人就更少了,其他的人还是要在农工商行业里找饭吃。如果这些读书人的家庭条件良好的话,可以自己当老板,从事地主、东家之类的工作。如果家境贫寒,经济困难,就要亲自种地或者做工来养活家庭了。

  (b) 现代的人人为士的社会

  在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相比古代有了巨大提高,普及教育就成为现实。在儒家看来,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就是士。这样只要接受了普及教育的人都是士,就成了人人为士的社会。在人人为士的社会里,人人为士,自然人人平等。女性也可以接受教育,在接受教育之后,女性也可以为士,这样男女都为士,自然男女平等。在儒家看来,人人为士的社会中,接受过普及教育的男女都是士,男女当然平等。

  有人可能会问,儒家不是歧视女性吗?简单说,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古代,女性拥有较低的经济地位,从而导致其较低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要不怎么叫做父系社会呢?到了现代,也是在女性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之后,她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才得到提高,才有男女平等的说法。详细讨论见笔者的《谈“男女平等”》一文。

  虽然在古代,男性地位高于女性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但在儒家社会里,对有才华的女性,儒家读书人都是非常尊重的。比如学习写词,谁没有读过李清照的词呢?如果你因为李清照是位女性,就歧视她,你得先证明你在写词方面比李清照更强吧,否则你有什么资格歧视她呢。假如你在写词方面确实比李清照更强,然后你说出一些歧视李清照的话,那么你确实有才,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但是你无德,因为你不懂得谦逊的道理。或许有人会善意地把你理解为不拘小节的狂士,但是没有人会认同你的做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圣人都这么谦逊,你却歧视有才华的女性,也配叫圣人门徒吗?

  简单说,儒家规定了针对社会各阶层的道德行为规范。如果自己没有才能,却歧视有才能的人,这当然是读书人之耻。如果自己有才能,还去歧视其他有才能的人,这就是有才无德的典范,读书人要引以为戒。

  我们写上面这段文字的目的是,儒家的首要身份是学者,学者就必须尊重有才能的人。所以在人人为士的社会里,男女平等既是人人为士的自然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儒家传统的自然发展。在现代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让普及教育成为可能。许多女性在接受教育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得和男性一样出色,甚至比男性更出色。在人人为士的社会里,儒家为什么要接受男女平等?因为作为儒家,你必须尊重有才能的人,不论男女。

  在古代,皇帝拥有治统,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代表和最终的决策者。士大夫拥有道统,就是话语权,也就是儒家行为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最终评价权。此外士大夫还是国家的具体管理者。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在人人为士的社会里,人人为士,士民合一,士农工商合一,所有的人就是人民。在人人为士的社会里,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属于所有的人民。人民拥有治统,就是主权,也即主权在民。人民拥有道统,就是话语权,是社会规则(法律和道德)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最终评价权。人民拥有国家的管理权,在古代,管理国家是士的当然权利,在现代,人人为士,自然人人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利。

  有人可能会问,儒家社会还能没有皇帝吗?中国的儒家社会是从汉武帝时期到明朝末年。在这段时期里,中国有皇帝,或者叫君主,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君主。中国不是因为是儒家社会才有君主,是因为全世界都处于君主的时代。实际上,从秦开始、历经汉唐宋明,中国君主的权利是在不断被剥夺和削弱的。在这里笔者不打算详细讨论,只是再次引用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话,“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看看明朝末年的儒家士大夫在想些什么,想做些什么?这难道不是从理论上、从根本上削弱君主的地位吗?

  我们还可以看到,从古代的士农工商到现代的人人为士,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平滑过渡。从士农工商到人人为士,既不需要什么启蒙,也不需要什么巨变,只要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如果你告诉古代的儒家,有一天天下人都能成为士,都能成为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他们会反对吗?当然不可能反对。人人为士就是儒家的理想,人人为士也是100%的儒家。

  此外,在近300-400年的领先文明¬——西方文明的推动下建立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理论的核心是民主。什么是民主?去掉所有的细节,抽象到极致,民主就是一个人人平等、自我管理的社会。那么人人为士的社会是民主社会吗?当然是。人人为士,自然人人平等,人人为士,自然人人都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因此,人人为士也是100%的民主。

  西方中心论者认为,一条大路通罗马,只有西方的道路才能通向更先进的文明。笔者已经轮论证过了历史没有必然性,或者说历史发展不是只有唯一可能。人类历史、中国历史、西方历史的发展路径都是由无数历史节点(历史事件)连接而成,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可能和唯一实现,都不是必然的。

  西方中心论者继而认为,西方有启蒙,中国也要有启蒙。西方有反抗封建贵族的世袭统治的大革命,中国也要有同样形式的革命。西方有反抗宗教神权垄断的宗教启蒙和改革,中国也要有。这些人认为,只有在中国的历史上找到类似西方的历史事件,中国的历史才有实质性的进步。如果在中国的历史上找不到类似西方的历史事件,这帮人就抓了瞎,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无意义的周期性重复了。

  其实对于封建贵族的世袭统治问题,和宗教神权的问题,中国早就解决了。对于贵族血统垄断统治权的问题,在实践上,陈胜吴广宣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且陈胜确实称王,获得了暂时的胜利。而平民出生的刘邦创立汉朝,获得最终的胜利。此后世家取代贵族,士大夫取代世家。而当学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管理国家的权利的儒家士大夫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之后,中国的儒家社会就成为人类古代历史上最没有阶层固化的社会形态了。为什么?因为血统和金钱可以从前代传给后代,但学习的能力、考试的能力和考试的运气就实在无法传给后代了。

  在理论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君权天授”学说,把君主的合法性来源确定为上天的气运加持,而非贵族的血统。如何得到上天的气运加持?你的言行要符合上天的意愿,实际上就是要符合儒家行为规则。儒家行为规则就是儒家读书人对上天的意图的理解和解释,或者说,是和上天的意愿相一致的人类社会的规则。在这些规则中,“君君”就是君主要遵守对于君主的规则。

  而对于宗教神权的问题,在实践上,一方面,常常有人借宗教的名义来聚众造反,政权对此十分警惕。比如白莲教频繁造反,就成为政权经常的打击对象。另一方面,宗教人士不事生产,许多君主和权贵还常常因为来自宗教的美好承诺,而赏赐给宗教人士大量土地及免税的额度。这样当国家的赋税和徭役集中在其他民众和土地上时,民众负担太重,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纷纷扯旗造反。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人士对国家赋税的侵蚀就对政权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最后,在儒家的劝说下,同时看到一些笃信宗教的君主在乱世中身死族灭,后世的君主往往只把宗教信仰作为个人的事情,并限制这些事情对国家政务的影响。

  在理论上,南宋理学家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儒家的道德神学,从而在理论上彻底消除了佛家对儒家的威胁。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合一,以儒家为核心的体系从此建立。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上,封建贵族对统治权的垄断问题,宗教神权对世俗政权的挑战问题都曾经存在过。但是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具体细节,以及解决问题的时间点、方式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

  (c) 未来的人人为圣贤的社会

  未来是什么社会?是人人为圣贤的社会。什么是圣贤?中国古代的圣贤就是思想学术流派的创立者和重大贡献者。人们也把伟大的科学家称为圣人,比如木圣张衡,称赞其技艺之精湛。

  简单说,圣贤就是用思想突破极限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获得充分心灵自由的人。

  那么人人为圣贤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笔者只大致做出如下猜想。

  广义的文明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文明包括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三个要素。在这三个要素中,人是主体,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组织形式。人人为圣贤的社会就是人的身心得到极大发展,生产力水平极高,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形态或社会阶段。

  对于人来说,人类对人体的认识和改造已经到达某种高级阶段,人可以脱离躯体,成为一种意识存在体,或者人可以随意选择躯体,象穿衣服一样。

  就生产力水平而言,机器农场代替了农业,机器工厂代替了工业,机器服务设施代替了服务业,机器人代替了农民、工人和服务人员。人工子宫和机器保姆完全解决了人类繁衍后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创新成为人类唯一的工作,思想家和科学家成为唯二的两种职业。科学家的目的就是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思想家的目的就是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人类在创新中的合作伙伴除了其他人类,还包括人工智能。也可能,人类发现自己就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

  就生产关系而言,先看经济基础。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机器人工厂,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共享使用那些自己不是经常用到,或者自己拥有并不经济的生产设施,类似于现在中国的共享单车之类。简单说,每个人所拥有的和所可以使用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极大丰富。

  再看上层建筑。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人对自身认识的进步,会导致产生某些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比如说,因为人类成为某种意识存在体,对于任何一个议题,全体人类都可以在瞬间表达意见,做出决定。

  简单说,儒家的古代的士农工商、现在的人人为士、未来的人人为圣贤是一个简洁而有效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专注于文明的主体——人的身上,认识到人的身心发展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断进步,指出人的身心发展程度可以作为文明发展阶段的衡量。
 
  如何应用儒家的这种历史观呢?

  笔者通过应用儒家的人人为士的思想对男女平等给出了最简洁而有力的说明,这就是儒家历史观在现实中应用的示例。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现代的人人为士表明,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能够、也应当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再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独角戏,而其他人是科学技术的单纯接受者。在人人为士的现代社会,普及教育让每个人都能够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都拥有士的资格。而在互联网出现之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学习、自由思考、自由判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履行作为士的治国和平天下的职责。

  未来的人人为圣贤同样为我们大致描画了未来的社会形态。在未来社会里,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无论生产关系多么先进,它们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它们都能让人的身心得到空前的发展,让人类获得空前的自由。

  综合上述,我们谈到中国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曾经长期扮演的领先文明的角色,中国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曾经长期拥有的文明创建者的角色,中国人通过领先文明所追求的历史主题,再谈到儒家的从古代的士农工商、到现代的人人为士、再到未来的人人圣贤的历史观。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历史角色、历史主题和历史观,那么中国人应该以何种方式、何种角色参与到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的探索实践中去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世界领先的文明的辉煌,感谢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文明遗产。我们要继承我们的祖先的优秀的文明传统,继承他们的文明创建者的身份,重新让中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其次,我们要继承中国文明的自由主题,通过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让人类不断打破束缚,获得更多文明自由。我们也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主题,通过继承、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让中国人获得更多身心的自由。

  再次,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或者说儒家的历史观。从古代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到现代的人人为士的社会、再到未来的人人为圣贤的社会。只要生产力不断进步,这三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化就是个平滑的过程。古代的士农工商是在生产力水平不能提供普及教育的条件下,对社会阶层的最科学的划分。而现代的人人为士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的准确描述,同时拥有广泛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只需要简单的推理,从人人为士,可以推导出民主理念和男女平等理念。而未来的人人为圣贤说明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人人获得充分身心自由。而在人类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会为人人为圣贤的社会不断填充内容,人人为圣贤的社会也会越来越清晰。

  最后,我们还要继承和发展儒家及诸子百家的优良传统。人人为士的社会也就是人人为学者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思考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可以做出什么贡献。

  儒家及诸子百家的理论的起点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通过穷究天地之至理而认识天道。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基本逻辑是以天道指引人道,以人道顺应天道。以天道指引人道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西方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自然规律,并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应用自然规律。以人道顺应天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天人合一,即人和宇宙的根本规则的最终和谐。以人道顺应天道的当前应用就是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文明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是世界领先的文明或领先文明之一,是科学技术的领导者和创新的领导者。这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做到的。而在现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受教育人口,拥有儒家社会悠久的学者传统,中国人、华夏族裔或者说华人种族理所应当地要在人类的科学技术的探索实践中扮演主要角色,从而为全世界人民做出贡献,也为所有的中国人、华夏族裔、华人种族做出贡献。我们终将证明,我们能够配得上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祖先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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